为了报仇看电影3

可是女人，女人都有一点不现实，一点热爱幻想一点自恋一点肉麻一点矫情吧。恋爱中的女人，尤其如此，恋爱中的一切人，也都是如此。琼瑶完全掌握了女人的心理，做的就是女人生意，你希望女主人公漂亮？好，我就把她写漂亮。希望她瘦？她就纤腰盈握。希望她是来历不明气息纯洁的神仙姐姐？那我就让她是孤儿，绝对没有家庭关系拖泥带水。希望成为男人生活的重心？那我就安排两个男人同时喜欢她。还不满意？三个也没问题。总之，她像一间服装店，可以胖显瘦，矮显修长，进门的时候给你打绿光，出门的时候打橘红的光，让你容光焕发。她自己就是女人，她知道女人要什么。

至于她自己？她从不是她笔下楚楚可怜做着绿窗幽梦的女主人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从作家到电影监制到电视剧制片人，她始终是先锋。她清醒地知道人们要什么，自己能给什么。她的婚姻就不说了，堪称史上最经典个案之一，至于事业她把手下的明星认做干儿干女，她是台湾电视界少数几个新剧出笼可以不用上通告的制片人，她是她世界里的慈禧太后。对于她大力宣扬的那些事物，爱与梦，她是很相信但又不大相信，既沉浸其中，又成功地抽身而去。她是把爱情当衣服穿，而没有被爱情穿了。

有本事的人，都是很相信又不大相信的人，绝不会人戏不分。就像琼瑶电视剧里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刘雪华，在戏里，眼睛动辄就雾蒙蒙了，私下里却是麻将好手；就像曾经为琼瑶电视剧唱过主题歌的孟庭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她那些忧郁的歌，私下里，她活泼得很。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动不动当真，从戏里哭到戏外；自己卖花，头上就戴朵大红花；看上几本音乐家传记，就当真以为吸毒可以带来灵感；以为挥刀自宫，就能练就葵花神功。

第二章熊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

赫尔佐格的纪录片《灰熊人》，讲述了野生动物保护者蒂莫西?崔德威尔（TimothyTreadwell）最后五年的故事。

自1989年在阿拉斯加见到灰熊后，蒂莫西?崔德威尔就致力于灰熊保护的行动。他不设防地生活在动物保护区里，写书拍照拍摄纪录片，成立“熊人协会”。2003年10月，他和女友的遗体在保护区附近的宿营地被人发现现场迹象表明，他们遭到了灰熊的攻击，这也是发生在该地的第一桩灰熊吃人事件。

《灰熊人》里，甚至有他被熊吃掉时的声音片段。而在片尾，赫尔佐格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崔德威尔拍过的每头熊的脸上，我没看到任何对亲密关系的认同，没看到任何理解，没看到任何怜悯。我只看到了自然界中压倒一切的冷酷。那里没有一个所谓的灰熊的神秘世界。这些空洞的凝视仅仅代表了它对猎物的兴趣。但是对于崔德威尔来说，这些熊就是朋友，是救星。”

他了解熊么？不了解。他至多了解泰迪熊。这个长期被酗酒和抑郁症困扰的人，只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美好想象赋予那个灰熊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善意的温和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人和动物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某种跨越物种的亲密关系。他在城市里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得不到的一切，似乎在那里都能得到补偿与救赎。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界压倒一切的照旧是冷酷，熊，并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狼也不是大灰狼，星座也不过源自我们在星球之间强行拉上的连线。几年前的一系列灾难，也让我们若有所悟：山不是我们的壮丽山川，雪也不是我们加上了美好后缀的雪花，一切含情脉脉的修饰，都属于人类的强加。人对自然，一面冷酷无情，一面又有“钟情妄想症”。患有这种精神病的人常常以为，某个人是为他笑的，是为他回首的，是为他写博客的；而我们也常常以为，鸟是在歌唱，海豚是在舞蹈，狼是一个孤独的王子，加上了拟人的手法，一切都显得柔和和易于理解了。直到撞上南墙。

我们既不了解熊，也不了解自然，更不了解头顶的星球。甚至，也不了解让我们泪水涟涟的那个人那个偶像那个体制那种所谓信仰。我们只是将熊拟人化为泰迪熊，再去理解，给体制赋予善良的光环，硬去设身处地，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我们习惯了向自己并不了解的一切人和事示好，全然不顾那些“压倒一切的冷酷”。

而真实的世界，就此被掩盖在这种感伤主义的帘幕之后。

你竟惋惜一篮樱桃

前几年上映的《007：量子危机》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詹姆斯?邦德追着一位特工，进了一幢古老的大楼，在旋转楼梯上，撞到了一位正用吊篮运送樱桃的老太太。老太太因此失手，樱桃砰然坠地，并且摔得稀烂。这戴着大眼镜，看起来有点像老巫婆的老太太，又无奈又痛惜地说：“又掉下去了！”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影院里于是稀稀拉拉地起了笑声。我几乎可以断定，编导安排这一幕，就是为搞笑的，就是为显示他的张弛有度的。是啊，和身手矫健健壮性感的詹姆斯?邦德相比，她是多么可笑啊。不论她的相貌，还是她的装束，或者她所面临的窘境和她的这种惋惜，都是多么可笑啊。邦德是去拯救世界的，是去解决阴险的大财阀制造的水源危机的，与之相比，那一篮子樱桃真是不足惜，那老太太的惋惜真是滑稽。

想起许多类似的场景。成龙扮演的大英雄，往往要驾驶汽车冲进蔬菜市场，水果摊子被撞得稀巴烂，鸡蛋扣在了小贩们的头上，全身披满了彩条的小人物，望着远去的汽车，气得跳脚大骂。每有这种场景出现，影院里铁定会泛起笑声。最近的《保持通话》里也有，为了追踪坏人，古天乐两次开走了一个小职员的车，而被开走车的小职员，站在马路中间，真是又滑稽又可笑，不仅因为他古怪的装束相貌和夸张的表情声调，更因为我们是站在古天乐这边的。要知道，古天乐可正在去救人和破坏黑帮阴谋的路上啊！和这样的动机相比，什么样的损失都显得微不足道，什么人的计较都显得滑稽好笑，即便那个小职员是由金城武扮演，也不能改变这种滑稽。

摩根?弗里曼说：“没有伟大的人，只有伟大的动机。”伟大的动机，是PS是刷新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有了伟大的动机罩着，最丑陋的人和事也显得伟岸和美丽了，一切都得为这种伟岸和美丽让步。在伟大动机促成的行为对照下，任何人对自己得失的计较留恋观照徘徊犹豫惋惜，都显得滑稽可笑，都显得不识时务。即便那是金城武，或者林青霞，当他们气急败坏地望着自己的车被大英雄开走的时候，他们的美丽也会荡然无存。只要不是轮到自己头上，我们很愿意顺理成章地站到拥有伟大动机的那一边，去嘲笑别人的惋惜和计较。

所以，人总得设法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动机，光明的嘹亮的伟大的，充当第三者的男人女人，往往悲壮地告诉自己和旁边的观众：“我是为了真感情。”毁灭别人的家园和生活的人，往往会慈祥地绘制一张美丽的蓝图即便根子上为的还是私利。有神圣真感情和未来蓝图罩着，再猥琐的侵害顿时也有了雅典娜圣战的光芒；再脑满肠肥的地头蛇也能变身为英俊的圣斗士星矢。在它们的映照下，所有的惋惜都不值一提，连嘲笑都显得过于慎重。

而我，到底还是惋惜那篮子樱桃那辆车，比起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动机，樱桃的滋味风从车窗外吹进来时的感受，似乎还更真实。

一级一级走进有光的所在

那项已经被人遗忘的脑白质切除术，在某段时间里，几乎是老幼皆知的，《E.T》中，七八岁的小朋友害怕在他家避难的外星人被逮去做实验时，就担心地问：“他们会不会给他做脑白质切除术？”

是早期精神外科手术的一种，于1935年由葡萄牙精神病学家Moniz和神经外科医师Lima合作发明，全称是“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手术”。这项手术开创了精神外科学，并被命名为MonizLima手术。它能让病人减少冲动性攻击行为，变得温顺，但患者从此就成了另一个人，不但记忆力智能下降，而且会出现人格缺陷。Moniz在1949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几年后，这项手术即被废止。

但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脂粉金刚》（AFineMadness）中的主人公就恰好落在这段时间里，没能躲过。作为一个癫狂的诗人，他被施行了这项手术算作治疗。由美国作家肯?克西小说改编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主人公迈克?墨菲也没躲过，他为躲避苦工，伪装精神失常进入精神病院。最后，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的他，被切除脑白质，成了行尸走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弗兰西斯?法默，也没有躲过这项手术，传记片《弗兰西斯》的悲剧性高潮，就是弗兰西斯?法默被强行切除脑白质。而在此之前，这个天才女子，因一篇获奖作文成为小名人，并在1936年到了好莱坞，成了明星。她在六年时间里演了十四部电影，但她性格暴躁，热衷于用激进的方式反抗周围浮华的环境，与同事反目，在片场冲着老板大吼大叫，终于被她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并被切除脑白质。多年后她重返社会，已是一个目光涣散神情呆滞的中年妇女。

即便是“贵族”患者们，也不能幸免。艾里克斯?宾恩的《雅致的精神病院美国一流精神病院里的死与生》一书中，那家贵族精神病院的治疗方法里，电疗水疗休克放血额叶切除赫然并列。

终于废止了，终于因为患者接受手术后出现的严重并发症，这项手术不再被当做是施加给混沌世界里的患者的天大好事。人对世界的认识，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走弯路，总还是前进着。真理永远只是当时当地人们所认为的真理，等待着在将来被修正。所以《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说：“不管我们的照明灯烛把光线投射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挡着黑暗。我们的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深渊黑洞……”“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我们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个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

稍微有点后怕我曾为自己的遭遇咆哮过呢，幸亏，是在这手术被废止的年月。人类的时代，像是爱因斯坦捏的橡皮泥小板凳，总有更丑更恶的时候。好在总能一点一点前进，一点一点，扩大光明的范围，一级一级，向着明亮那方，走进有光的所在。

等待链霉素

在与肖邦有关的两部电影《一曲难忘》和《爱的渴望》里，我都没看到我想要看见的东西。

除了几声较为激烈的咳嗽，我没看到那个占据他生命最重要位置的幽灵肺结核的存在。我只看到他如何心系祖国，如何与乔治?桑纠葛。但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真正与他灵肉合一的，不是理想与爱情，而是疾病。

他所生存的十九世纪，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期。1827年，肖邦十七岁，他最小的妹妹爱米莉亚死于肺结核。1839年2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他因肺结核去世。他早料到了这结果：“我离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灵魂是平静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顺从。”他没等到他的祖国波兰的强盛，更没有等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没有等到链霉素甚至在最热切的狂想中也没奢望过链霉素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卢吉?波凯利尼卡尔?马里亚?封?韦伯帕格尼尼格里格，还有斯特拉文斯基，都死于肺结核。如果把这张名单再扩大到文学和美术的领域里，还得加上雪莱拜伦济慈契诃夫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蒙克。因为他们，肺结核一度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职业病，因为他们，人类在还不知道它是传染病的时候，认为它和感情纤弱有关，并“使结核病一度被与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后代的科学家也因此认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43年，在青霉素发现十五年后，塞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在土壤中发现了链霉素。从那天起，肺结核的治疗有了特效药。从那天起，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们不再和结核苍白的面容早夭捆绑在一起了。但是，肖邦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没有等到链霉素，属于他的那条翠堤上，春天晚来了一百年。

链霉素出现了，异烟肼（1952年）出现了，利福平（1963年）出现了，但有些人没有等到。那些等待中的个体的感受，已经无从想象。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黑死病”蔓延的时代，窗外不断有人拖着尸体经过的时候，一颗敏感的心如何自处；也无法知道，肖邦在知道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如何兼顾创作以及与乔治?桑的感情纠葛；更不会知道，萧红在《小城三月》中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段落：“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流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而她，也是在乱世中，在乱世的香港，死于呼吸道疾病，她也没能等到春天。

而我们还在继续等下去，等待春天，等待战争平息，等待属于嗜肝病毒艾滋病的“链霉素”。在这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等待消耗中，我们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说？

完美世界

完美世界是什么样的？有许多电影，以它们的方式给出了答案，近期看见的，有这么三部。

一个是被粉丝声泪俱下地推上史上最佳电影宝座的《机器人瓦力》。七百年后，人类因为地球环境被污染资源枯竭，索性生活到太空船上去。在那里，大家饱食终日不事劳作，因为太胖，无法行动，不得不被小型运输器运送到各处。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购物和在游泳池边晒太阳，电视屏幕上发布了新款时装，按一下身边的按钮，哗，衣服就出现在了身上。

另一个是挪威导演杨斯?连恩的《超完美地狱》，主人公安德里亚斯生活在一个灰白色的完美城市里，什么都很好，只是，饭菜不那么香，厕所没有臭味，同事们都彬彬有礼，酒永远喝不醉人，裁纸机切掉了他的一只手指，在去医院的路上，手指又长了出来。他到处找一段可以听的音乐，找一点绿色，找一些可以触动他的气味，找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并搜寻对这个世界有怨言的人去交朋友，却屡次失望。他跳进地铁自杀，也死不了，他终于钻出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洞，却被完美世界的管理者逮了起来，并遭到流放。

弗兰克?奥兹翻拍的电影《超完美娇妻》里，也有这样一个完美世界。绿树成荫，鲜花怒放，整洁的客厅里，女主人穿着最好看的裙子，笑容可掬，永远以最好的状态迎人，永远也不会露出一丝不耐，一丝瑕疵。却原来，来到这个社区的所有女人，都被改成了机器人，而生性不羁的女主人公，已是下一个被改造对象。

完美世界，原来就是这样造就的，消灭所有爱恨喜乐，根除所有怨恨怀疑，甚至剔除掉所有好奇心以及过分激烈的喘息，只留下最平缓的情感和最稳妥的思想。所有人都愿望一致，齐心协力，步调一致，不做他想，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完美世界。如果有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给这个完美世界带来波动，他就成了全世界的敌人，会被驱逐和流放。

当然，《机器人瓦力》较为乐观，未来的人类社会，虽然变成了反乌托邦寓言里的完美世界，但一个小小的机器人，就足以令一切反转。他和他的女朋友到处跑了跑，漠然地生活了七百年的人类的生活冲动就被激发，沉睡的感情就被唤醒，大家饱含热泪地回到地球，开始开荒种地，站在绿苗中间，露出了发自肺腑的微笑。

所以，《机器人瓦力》依然是一部“好莱坞式结局”的电影，永远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地球。不过这一次，拯救的是地球人对生活的热爱好日子过得太久的人，很愿意假想一下穷厄的日子，再意淫一下自我拯救，就等于反省过了，于是又可以安然地惬意地活下去。当真要做点实际的让步，谁都不愿意。

俗套的重要性

前几年最火的几部戏，不论《木乃伊3：龙帝之墓》，还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十全九美》，全都由大俗套累积而成。

《木乃伊3》开始十分钟之后，我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故事。我猜想杨紫琼扮演的紫媛肯定会死，李连杰扮演的龙帝肯定获得了邪恶的力量，却最终被打倒，插科打诨的配角一定活到最后，甚至成为替故事画上句号的人。而《命中注定我爱你》，只要知道是一出台湾电视剧，就可以想象到人物设置，灰姑娘式的女主角，除了温婉可人，似乎没有别的优点，英俊多金但却花心的男主人公，照例被她驯服，其间还有一个浑身上下无不完美的千金小姐，以刁蛮的性格给两人添堵，为剧情添上一点波折。至于《十全九美》，我甚至能想到它会有一首怎样的主题曲，在何时出现。

它们照例招来了批评，但，从来只见到人们骂俗套，却没见人论证过俗套的必要性。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俗套是头等大事。俗套的重要性在于，它制造出了一个不易改变的世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和掌握之中。我们知道，剧中人听到噩耗，手里的碗一定会掉到地上；缝衣服一定会扎到手，被害人还没来得及交代凶手或者藏宝地点，就会死去；未婚的女孩子突然奔去呕吐，原因只有一个，她怀孕了；发誓再做一次就金盆洗手的善良盗贼，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得了绝症的男女，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爱人气跑。对这个世界，我们的有把握程度远远超过现实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里，要的压根不是新鲜感惊奇意外，我们求的只是一个放心。

编剧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集体培育出了这些情节，这些情节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习惯，我们习惯了这些套路，并且热爱这些套路。好人跌下悬崖就死去，战火中分开的情侣终于没有重逢，未必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却损害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自信。

俗套，像走了十年，永远也不会走错的那条路，像是摸了二十年，也不会摸错的门后的电灯开关，像不用吃就知道是酸是甜的水果。然而，世事多变，一条路渐渐不可能让我们走十年了。门后的电灯开关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连房子都在拆迁大潮中动荡，电影电视小说里的俗套因此尤为重要，因其虚拟，它们反而成为最少变动的最可以依傍的。什么都在变，但至少它所蕴含的价值观没变，或者变化极为细微。所以，那些漫长的电视剧，诸如《再见阿郎》《意难忘》《人鱼小姐》反而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总在那里。换一个电视剧去追看造成的心理动荡，不比换一个工作来得小。

我完全理解一个老太太或者主妇，或者一个中年人，面对时间流逝世事变迁时候的困惑。外面在拆迁，很可能明天就拆到楼下了，做了十年的公司，很可能明天就关门了，唯有电影电视里的套路不变。看着看着，终于安心地睡着了，屏幕上的画面变换着，给屋子染上忽明忽暗的光与色，有种小而温暖的圆满。

遭遇量身定做

科恩兄弟的新片《阅后即焚》的卖点之一，是所有角色都是为参演的巨星量身打造的。约翰?马尔科维奇演的CIA分析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演的健身房女员工等等。

但最出彩的，还得数布拉德?皮特演的健身教练。他好动，喜欢耍酷，头发总抹了过多的发胶。出去敲诈，也要在穿西装的同时，蹬上他最喜欢的那辆自行车。他恐怕也不读书看报，所以对国家敌人的想象，还停留在早期007电影所依附的冷战时代，于是兴冲冲地跑到俄国大使馆去卖藏着机密资料的光盘。还有他最经典的喝水动作朝天举着瓶子，用下嘴唇包住瓶子嘴，傻乎乎地咬着瓶子，眼睛瞪着别处，整个人简直像是一只吸在瓶子上的傻水蛭。我简直不能不有这样的疑心：科恩兄弟是不是觉得布拉德?皮特其实就是那样傻，才邀请他出演的？布拉德?皮特自己也觉得了：“在看完影片的剧本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傻瓜’角色。我一时难以确定，这究竟是奉承，还是嘲讽呢？”

对演员来说，量身定做角色是最高礼遇，如好莱坞为秀兰?邓波儿量身定做的一系列电影，拉斯?冯?特里尔为妮可?基德曼量身定做的《狗镇》，《似水年华》里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那个“英”。有些角色未必是依据某个演员的特质创造出来，一旦贴合度太高，也形同量身定造，例如莫文蔚从《堕落天使》《走到底》，一直到《秘岸》中所扮演的那类女子。量身定做的角色，最能反映出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以为自己是姑射山神人，别人却定做了凤仙金花的角色给你，而且眼巴巴地等着你演，不做二人想，简直真诚得让人恼羞成怒。

传言和谣言是另一种量身定做。谎话能被编造出来，能够广泛流传，说明总有与社会人心契合的地方，有着广泛的现实心理基础。一个谣言一旦流传开来，基本就等于是真的了，那说明了群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的。即便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不等于过去没有，也不等于将来不可能有。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在时代巨变四面楚歌的前夜里，人们传说梦中有耳语，风中有消息，夜里有神兵天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能够一呼百应，也说明那不过是群众期待的外化，迟早会变现。而对于那些美丽的但却早早夭亡的事物，人们更不吝惜他们的想象，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化成了蝴蝶，牛郎与织女变成了星星。传言和谣言未必是真的，却最接近真实的操行评定。

我们那个城市，有家著名的包子店，生意火暴到买一屉包子要排队两小时的地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于是散布谣言说，他们是和火葬场联营的，并编造了一个《一双绣花鞋》那样的故事，包子店一夜之间生意一落千丈。当时我气恼群众竟这样愚蠢，这样的谣言都有人信！现在我明白了，对于我们的食物，任何离奇的谣言都不为过。当孙二娘的店遭遇吃出人指甲这样的谣言时，实在应当退而自省，而不是忙着呼吁“是梁山人就顶”。

成为神话

真没想到，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是一出可以为《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群氓之族》做注脚的电影。

电影里伊丽莎白女王，生性低调矜持，不幸的是，她的儿媳是戴安娜，被群众和媒体塑造成神话人物的戴安娜。戴安娜死于车祸之后，伊丽莎白并不打算出席葬礼，也不打算有别的表示。她认为，这是她的家事，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遵从自己的感情来低调处理。何况，戴安娜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了，尽管她也知道，现在的人们，更喜欢看到那些“在电视上发表***四射演讲”的人。结果，她遇到的是报纸连篇累牍的声讨以及支持率的下降，甚至有四分之一的群众意欲罢黜她。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出现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并且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女王》中的布莱尔首相，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境，他说：“他们以为，群众会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但群众更需要传奇，需要神话，需求量大得惊人，大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供奉一则神话，谁也别想破坏，或者夺去。

神话就是这么造成的：时间，距离以及对神话的渴求。而渴求，是造就神话必不可缺的要素。

那些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就是在这些要素的联合作用下，成为一则则神话的吧。那些如我们一般欲海沉浮的男女，大概也是这样被时间过滤和塑造成姑射山上的仙子的吧。他们只不过在侥幸留下的片言只语里，看到一些端倪，显出一点真身，例如周氏兄弟的纠葛，冰心和林徽因的口水战，徐志摩和陆小曼，徐悲鸿和蒋碧薇等。他们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周围，恐怕也就是办公室女同事之间的嫉妒与争斗，或者报纸上的“小裁缝偷情酿就血案”的花边新闻。我们甚至胆大包天，由他们映射开来，对别的神话有了怀疑，就好像有人猜疑，当初平先生不肯对琼瑶放手，大约也只因为她的书救活了他的出版社。

但不幸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品，名人的轶事，多半都是神话。不是也是。我们需要神话。不是也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以及足够的渴求，什么人什么事都会被过滤和沉淀成为神话。

再前一点的那些神话，恐怕也是如此。清宫里的珍妃井，秦淮河上的桃花扇，长安城里的李太白，竹林里的七隐士，一举一动都是神话。尽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那些个时代，都没有手纸与洗发水，卫生状况十分可怕。但神话如同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而我们不幸生活在几千年的神话累积出来的世界里，神话如同尘土，厚厚地落在我们周围，使我们艰于呼吸。我们的爱情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在有意无意间，参考着这些可疑的神话，全然不顾。同样的事情由我们做来，不过是本埠新闻里，最令人哑然失笑的那一条。

城市传说

我比较喜欢看以城市传说为背景的电影，比如《榆树街噩梦》《夺命狂呼》《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下一个就是你》《死神来了》《蜂蜜人》《裂口女》《鬼娃娃花子》。这些一部接一部拍下去的电影，最初的灵感触发点，恐怕也就是一段小小的传说吧。

对着镜子说五遍“candyman”，就会有古代被虐杀的黑奴破镜而出；整容失败的女人，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在公园游荡，看见小孩子就凑上去，露出割裂的大嘴，把小孩吓晕了好拐带走；厕所里藏着幽怨的小女鬼，梦里有游荡的弗雷迪，躲过空难的青年，最后还是一个一个地死了……人称“都市传说先生”的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兴致勃勃研究的就是这些吧。在他的书《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里，多的是这些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见过的桥段。事实上，做这项工作的也不只他一个人，《蜂蜜人》中的大学有门课程，就叫“城市传说”。那课程由一个美丽的女教师穿着紧身毛衣讲授，专门研究城市里的灵异古怪的传说和各种流言，由此探究社会气氛和人们的心理变化。

这类传说，我们也不缺。“一双绣花鞋”“朝内大街81号”，还有天涯论坛那个至今不沉的帖子“330路公交车灵异事件”。我们老家也有类似的传说，搭出租车的白衣女子，用来付车费的百元钞票是冥币，医院里频频发生尸体丢失的怪事，原来是被做了人肉包子和医院看守联合作案，把尸体运出去做包子馅。城市传说其实是一种变形了的焦虑和空间恐惧，只要城市在，传说就必然存在。就好像只要人类存在，关于魂魄和命运的传说就必然存在一样。不过这一次，它依附在城市的地铁公交车出租车老房子隧道厕所里，成为独特的一支。

但它欠缺所谓的正面意义，所以，蒙上头是好意，怕我们被吓着。这类传说统统在被剿灭和校正的范围里，但这种“剿灭”和“校正”行为也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趣味。有段时间我和朋友疯狂追看央视的唯物主义大作《走近科学》，为的就是这个调调，开始总是一个浑厚的男声阴森严肃地说道：“2003年8月，一个闷热的晚上”，经历好几集后谜底揭晓，不明飞行物是远处灯光投射，梦中飞行的人其实患有梦游症，一家人陆续患病是因为有人投毒，牲口棚里的怪叫是同村的坏人作祟……每每看到最后，看到我们的世界观这样轻易地被解救了，我们简直要破涕为笑。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包括担任旁白的男声的发声方式。朋友的钱失而复得，我们学那男声进行解说：“2006年11月8日，包小强的一千元钱，突然！不见了！是外星人？是不明物种？原来……是抽屉后面有一道夹缝。”

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

电影《移魂都市》为人类展示未来的可怕前景，外星人占领了地球，让世界处在永久的昏暗之中。他们篡改人类的记忆，让人们的故园沉没在记忆的迷宫中，永远无法追寻。

其实不必外星人来动手，我们也没有故园可返了。我们过去的家已经在拆迁狂潮中荡然无存，我们新买到的房子，土地使用权通常在五十年到七十年之间，扣除土地转让后闲置以及开发所占用的时间，到我们手里也不剩几年了。我曾经买过一处房子，土地使用权是四十六年，这里面有种恶意的推测，那就是，人家预计你四十六年后已经不需要地面上的房子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感觉像被阎王写上了生死簿，如果儿女为我祝寿，祝我长命百岁，总是有点心虚。住到四十五个年头的时候，恐怕就会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而自寻了断了。当然，前提还得是，房屋质量够好，能够住上四十五年。

而电影里的人，似乎没这麻烦，老了的时候，伤感的时候，总能回到当初孩提时候住过的房子去，翻看老照片，回忆如烟往事。《天堂电影院》的故事是在大导演闻听母亲去世的消息，回到老宅子里开始；《放牛班的春天》是在大指挥家五十年后重返故里，当年男童院的同学找上门开始；《亚特兰蒂斯之心》也是如此，即便《情归新泽西》里的越南餐馆服务员，在最迷惘的时候，也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住。更别提《金色池塘》里的老房子，是建在风景区，不知道是怎么拿到的手续，而且几十年后回来，那房子居然还在，没被人铲平也没被侵占，稍事打扫就能搬进去住。房子周围都是森林，可以采野花摘野果，晚上还有湖上野鸟的鸣叫声。

《洛城机密》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一个老家，但警察前后两次问被救的弱女子“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时，两个女人，一个刚遭丈夫毒打，一个才结束了被黑帮大佬控制的生涯，却也敢于点点头，表示她有地方可以去或许就是乡路尽头，被春黄菊围绕的一个老老的家。即使是那样黑暗的一出电影，那个片刻也让人心旌动摇。

而我们没有一部电影敢于从回到老家开始，如果国产电影中居然有老家，一定会获得比国产武侠大片更多的笑声没有比这更超现实的了。现实中，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人生？

所以，看到外国电影里的人失去老家，会让人好受一点。《尘雾家园》中的主人公输了官司丢了房子，我幸灾乐祸；《油煎青番茄》里的主人公，刚在医院里给凯西?贝茨讲完她***燃烧岁月的故事，正令我们心潮起伏之际，回到家里，却发现她的百年老屋已经被人拆除了。替她难过了一刹那，我又开始幸灾乐祸。连电影里的人都嫉妒，真是没救了。

僵尸出现在一九六八年

有一部僵尸片，曾看得我哈哈大笑。这就是乔治?罗麦洛的《活死人之夜》，里面的僵尸，又笨拙又愚蠢，动作非常，和某位国内明星的机器人舞有一比。笑过之后，发现它和以往的僵尸片不大一样。从前的僵尸，是因为巫，是因为毒，是因为鬼怪上身，甚或雷轰电击而成，这次的僵尸，是因为某种射线。

大概因为，它出现在1968年。这年，四十六个国家的百位科学家组建“罗马俱乐部”，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等进行研究，意在探讨人类活动对世界的影响。四年后的1972年，《增长的极限》（又称《“罗马俱乐部”报告》）发表，犹如当头一记棒喝，让人类看清了自己。而艺术家要比科学家敏感，在1968年，就拍出了两部重要的电影。一部是根据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小说《航空港》改编的同名电影，一部就是《活死人之夜》，各在不同领域，探讨人类制造的灾难。

此前的灾难片，不论是1913年丹麦导演奥古斯特?布洛姆拍摄的《大西洋号》，还是稍后的《冰海沉船》，电影中的灾难往往因火山地震洪水风暴火灾（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及狂想中的猛兽（例如《金刚》）而起，和《新约全书》所记载的上古灾难并无两样，一切都被推给天与地。1968年之后，人类开始自行承担责任。当然，也是因为，人类的能耐终于够大，足以影响世界，也足以承担责任。

人总是这样，一旦有个新发现，一定要探究到底，一旦有件新玩具，就会玩到腻，电影刚变为有声，紧接着就是花枝招展的歌舞片时代。1968年的醒悟一旦到来，紧随其后的七十年代，几乎就是灾难片的年代。不错，此后的灾难片，不再把一切推给大自然，多半以内疚的态度，讨论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恐怖电影中的巨兽与丧尸，也与人类过度发展的科技有关。它们不是吞下核废料才变得无比巨大，就是曾经遭遇核辐射。总之，是人类自己讨打。这态度也不一定完全对，总好过逃避与推诿。

1968年，真是一道分界线，不只是灾难片的分界线，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分界线。1968年之后，如果还把灾难悉数推给自然，便多少有了点浑水摸鱼的意思。

而我们，似乎也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觉悟，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的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

假扮女护士

即便是在最压抑的香港黑帮片里，也总有一幕令人忍俊不禁：污点证人住进医院，必有粗壮彪悍的男杀手假扮女护士，摇曳生姿地走到医院去，下毒拔呼吸器，或者开上一枪。

不是也有男护士的么？或者女杀手？为什么总要男人假扮女护士？我的理解是为搞笑，为勾引观众的护士幻想，为在严肃紧张中，点染一点黑色幽默。所以编导也安排群众演员频频回首，狐疑地注视着目不斜视行走在医院中的身型魁伟的假女护士，表示编导其实也是有意。只是难为了服装师，从哪里找的那么大码的高跟鞋？

但这未必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现实中的笨贼，也真是热衷于假扮女护士。福建有个窃贼，发现医院守卫松懈，便潜入医院女护士更衣室，换上全套护士服，步入门诊大厅，将放在墙角的电视拆线抱走。不料在街上遭遇巡逻队员，被发现脸上有胡子，最终束手就擒。但事后连办案警官都百思不得其解，大厅并没人值守，直接抱走电视也无人过问，却要大费周章假扮护士，而且是女护士，为什么？又有一个辽宁男人，为了谋杀情敌，先用铁锤将其打伤，待其住进医院，又假扮女护士混进病房，在被害人母亲的眼皮底下，把输液瓶换成了剧毒溶液，总算灭了心头大患。但事后连网友都万分困惑，为什么不扮男护士？为什么要多冒一层风险，假扮女护士？

大概是词语的力量当我们想起“护士”，首先想到的，总是“女护士”。即便男护士日渐增多，“护士”这个词仍被我们下意识地指向“女性角色”。习俗和习惯潜入到了词语里，成为词语的一部分，即便这个习俗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对词语的影响却还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消失。即便是在生死关头假扮护士，脑子里那个已经成为下意识的“女护士”，仍执拗地指挥着当事人，要费尽周折穿上女护士的服装，并且毫无变通回旋的余地。词语无处不在，永远在场，即便是在它所指涉的实物已经发生改变和偏移时，仍然以它的方式对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实行监控。

我们知道“优质”的东西未必优质，“安全”的地方未必安全。网站上那些标为“正品”字样的东西都是什么来历，却仍然身不由己对被这些词语修饰的物品多加一点相信。我们也知道掺了东西的奶粉其实已经不是奶粉，但超市处理那些“9月14日前生产的乳制品”时，仍然有人成箱地抱回家去。在命名上，它仍是奶粉，区别只在“9月14日前”或“9月14日后”。我们也知道“假药”其实已经不是药了，“药”和“假”存在荒谬的相悖关系，但我们依旧得称呼它为“假药”，因它曾经自称是“药”。词语的魔力来自于它是命名，是一项承诺，但在命名被否决承诺被推翻之后，这魔力却依然久久保存。连这点相信都失去，就将沦入信无可信的空茫境地。

所以，当梁文道先生所说的“言词与事实的隔离”已经普遍地发生的时候，当护士已经不一定非是女人不可的时候，我们仍下意识地要假扮女护士，仍然要对词语的承诺，寄予魂断蓝桥般的信任。

不伦之恋

报纸上每天都会报道命案，有些会被忘记，有些会被记住。几年前的秋天发生在贵阳的一件命案，我却还记着。四十五岁的女教师同时与两个十七八岁的男生来往，最后，其中一个用一把三十厘米的长刀杀死了另一个。

最令人不愉快的细节在这里，当两个男孩子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后，她为了均衡这种关系，就对甲说，她之所以还和乙保持来往，是因为乙占有欲很强，始终缠着她，不许她和别的男人来往，甚至用自杀威胁她，而她也以乙的存在为由，对甲忽冷忽热，吊足了甲的胃口。当甲想和乙谈话时，又被她坚决制止。而在乙那里，她又怎么解释和甲的来往呢？估计也是同一套手法，但这已经不得而知了乙已经被甲杀死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两个男生自与她交往后，都由开朗变为孤僻，一个变得“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憔悴，皮肤黑了，眼神也变了”，另一个也变得“很恐怖，会砸桌子，踢凳子，冷笑，撕书，撕卷子”。总之，她始终在高处，控制一切。

日本电影《不要嘲笑我们的性》也讲述师生间的不伦之恋故事。三十九岁的大学女教师，有夫之妇，遇见了十九岁的男生，才见了他两次，就又自然又轻盈地拉过他的手来，闻闻他手背上的墨香，稍后就邀他去家里担任模特，还大方要求画他的裸体。他脱衣服的时候，她还佯装羞涩地转过身去。她实在太老练了，十九岁的男生若不心甘情愿地奉上身体和爱情，并被她摆弄得团团转，简直都对不起她吃过的盐。但对于十九岁少年来说，这段与有夫之妇的恋爱照样成为他一生最美的记忆，因为有阻碍，因为未完成，反而成了心中的古希腊，日越久天越长，越呈现出琥珀色青铜色的难忘。

又想起《洛丽塔》，中年男人对小姑娘的心理活动，简直洞若观火。她的幼稚愚蠢小小的贪婪，全被他看在眼里，并善加利用。还有塞林格对他的小姑娘情人们，也不过如此……原来，我们内心的许多美好记忆，不过是这么来的。我们当初的骚动急切痛楚，都有人像了如指掌的上帝一样俯视着调度着，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的B面，不过是一本勾引家日记的一个小小段落。

所以，现在我可以为“不伦之恋”重新进行定义，绝非她四十而他十四，也绝不是她是主妇而他是处子，或者他是怪叔叔而她是身轻体柔不谙世事的小萝莉。所谓不伦之恋的不伦之处在于，他（她）什么都懂，她（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他（她）在调度，她（他）却以为是自己自发的侵袭；分明一切都出自他（她）的培育，看起来却像是她（他）的迫不及待。所以贵阳命案中的少年，杀了自己的同伴，却还以为是对自己的老情人实行了保护。所谓不伦，其实是识字的人拿出卖身契来让文盲画押，是古董鉴赏家佯装无事地用买狗食盆的价格买走了宋朝的瓷器，是资源信息和经历完全不对称下的人伦。所谓年龄阶层的差异，不过是这种不对称的外化。

不伦之恋事件和电影，就是这样，把我看待前半生的眼光都刷新了一遍。

不可饶恕

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普通人是否有权绕过法律，去对恶行做出惩罚？甚至是过度的惩罚？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不可饶恕》面沉如水地给出了答案。影片中，一个暴戾的牛仔，用刀将一个妓女毁容，使她几乎命悬一线，并且从此只能从事苦役，而牛仔却被治安官轻轻放过，他甚至懒得动手对他施以鞭刑，仅仅判他赔偿七匹马。于是，受害的女人和她的同伴，用辛苦赚来的皮肉钱，凑足一千美元，聘请杀手将牛仔杀掉。杀手最后不但杀死了牛仔，甚至买一送五，将治安官及其喽啰一并送上西天。

她们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让整个小镇风起云涌，也要杀掉牛仔？因为法律惩治的是恶行，却惩治不了恶。而恶行往往只是持之以恒的恶的某一次结果。乱世洪荒中，甚至没有法律，全凭治安官信口开河做出裁决，而他所做出的裁决，与恶行的严重程度相比，是大打折扣的。并且，这惩罚最后还得不到执行，因为代表了权力机构的治安官已经从判决中得到了满足。甚至，他与牛仔可能一样有着恶的元素，所以不自觉地要去袒护恶，要大事化小，要草草了事。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启动私刑，一定要杀死牛仔。对她们来说，她们不是在惩罚某一次恶行，而是在惩罚恶。她们不肯宽恕的，不是这次恶行，而是滋生恶纵容恶的环境。所以，她们宁肯让这惩罚超出恶行所应承受的范围，也要将惩罚进行到底。

中庸主义只有在中庸的环境里才能存活，理性需要持续不断的理性进行浇灌，而在周围盛产奇迹一切人和事都突兀离奇的时候，当恶总是被庇护恶的方式成为通用方式，并且普遍得不到有效惩罚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倾向于走极端，以极端主义的方式去释放情绪及解决问题。一起恶行得到过度的惩罚，不一定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恶的程度，而是因为它往往会唤起积蓄已久的极端情绪。

“打死小偷”就是这种极端情绪的典型表现，在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侵害中，小偷所能造成的结果，几乎是最轻的。小偷亦是最弱的，却很容易成为群众积蓄已久的愤怒的出火口，成为群众所不能惩治的所有罪行的替罪羊。所以，在百度搜索“打死小偷”，竟有1,960,000条结果，村民在打死小偷，反扒志愿者在打死小偷，大学生在打死小偷，保安在打死小偷，某市在去年前三个月，就打死了五个小偷。

而《不可饶恕》里的女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大概也是在那样极端的生活里，悄然决定了，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周遭相处，不饶恕，不宽恕，因为，她们从没得到过宽恕与安抚。

看够了没有？

我所钟爱的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Haneke）在他的电影作品《趣味游戏》中，有好几处神来之笔。

哈内克最著名的作品是《钢琴教师》和《躲避》，但他电影中最精致利落毫无斧凿痕迹的，还要数《趣味游戏》。他第一次拍摄《趣味游戏》是1997年，还未因《钢琴教师》举世扬名。尽管《趣味游戏》也曾出现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但它那奥地利电影的身份，阻碍了它给更多人看到。所以事隔十年，他还是心有不甘，一个镜头也不改地将它翻拍，邀请娜奥米?沃茨蒂姆?罗斯出演，并由华纳发行，于2008年在北美上映。

不论在旧版还是在新版里，电影中作恶的青年，会忽然脱离电影情境，一次次望向镜头，似在炫耀战果，又似在征询观众反应。甚至有一次，在对剧中人施虐之后，他还面对镜头问出了声：“你觉得怎么样？”在女主人公开枪杀死其中一人后，恶青年还狂暴地找到遥控器，将剧情倒转（真是天才荡漾的一笔）。而在全剧的最后，两个青年还在向观众征询意见：“已经够了吗？你想要一个真正的结局和一个说得过去的进展，不是吗？”

看到这里，忽然明白了，迈克尔?哈内克当这是个游戏，而游戏里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虚拟的，在游戏而言是真实的。在任何一个紧要关头，我们都可按下停止键，让这个世界的一切终止。我们的选择却是漠然地继续看下去，直达结尾。正是我们的关注观看，驱动了暴力，并使暴力得以继续，即便那只是电影中的暴力。

观看是否驱动了暴力？是否在客观上加大了暴力的影响力，并成为它们内在的燃料？也许是。“艳照门”的肇事者，正是意识到会有人观看，才将照片放上网络，我们的观看关注议论则促使他散布更多的照片。广东开平那群对少女施暴的流氓，也正是知道会有人观看，才将性虐少女的视频放上网络；那些以人肉引擎的方式侵犯别人隐私的网人，正是知道，即便是批评，也是一种变相的关注，更加扩大他们的震慑力和影响力，才目不斜视地将行动进行到底。现实中，在街头打老婆的男人，也正是因为人们的围观，才愈发得意，连殴打的动作和辱骂都有了表演性质。

这大概是我们和许多事物必然的关系形态：我们都是链条上的一环，既承受着不快，也施加自己的影响令别人不快；既是受害者，也是不动声色的加害者。

裸露在狼群

欧美电影里，有个非常熟悉的词：证人保护计划。

《蒸发密令》中的施瓦辛格，就是FBI证人保护中心的官员，他的职责是保护即将上法庭作证的女证人。加拿大电影《保护行动》则展示了庭审之后的保护步骤，证人将被转移到新的城市，拥有新的名字，甚至获得军事情报专家这样亮堂的新身份。“证人保护计划”实在深入人心，言情片里，男主人公决定吐露身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时，女主人公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我知道，你是某个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对象！”

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真实存在，这个制度始于1960年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行动，由当时在联邦司法局有组织犯罪与诈骗分局工作的吉劳德?苏尔（GeraldShur）创建。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使它作为法律制度正式生效，由于执行办公室叫做马歇尔办公室，因此人称“马歇尔项目”。他们的职责，和电影里看到的基本一致。

从前对好莱坞电影里的证人保护计划并无感触，也没打算了解。直到2001年7月。有天晚上，从单位加班出来，遇到抢劫，所幸的是，相距不到二十米的露天啤酒摊子上，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聚会，他们立刻奔过来，和我一起打车狂追，把五个嫌犯一起捉住。但惊悚的一幕出现在派出所里，我被要求在一间房子里，在相隔不过五十厘米的情况下，挨个指认这五个人。他们凶狠的眼神使我幼小的心灵饱受冲击，笔录做好后，就随便地放在桌子上，进进出出的人都可以翻看。我就是在那份笔录上，看到了作证的出租车司机的姓名电话和详细住址，第二天向他致谢。

但我同时也想到，既然我可以这么轻易地看到这些资料，嫌犯和他们的家属想看大概也不难。我心有余悸地向我的朋友请教他的父亲在本地司法系统担任高层，得到的回答是：“那几个人的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捞人，你根本没机会上庭，以后要小心点。”他还告诉我，有的受害者当天晚上就会接到嫌犯家属的电话，有的是威胁，有的是“孩子还小放条生路”之类。果然给他不幸言中，我此后再没接到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讯息，估计他们早给捞出去了。我赶紧换了电话号码，改变上下班的路线，并神经兮兮地给朋友看我的脸：“他们当时看到的我是鼻青脸肿的，和现在差别大不？换你你能认出我不？”

成为证人，并得到施瓦辛格的保护，在证人保护计划的荫蔽下，被送到异地乃至国外，换新身份，甚至得到整容作为福利，想都不要想。但不要故意泄露，把文件收藏得稳妥点，在细节上稍加注意，还是可以做到的吧。但这还是很难，甚至，连保护意识，都还在逐步建立之中。因此，“全国发生的证人举报人遭报复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得不到保护的证人，犹如裸露在了狼群之中。所幸已有深圳重庆等地开了证人保护的先河，但距离“马歇尔项目”的标准，还有很远。

还看证人保护计划之类的电影吗？还看。只是，希望别人的现实题材，有天不再是我们的科幻片。

茫茫群山

曾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李杨电影《盲山》，经过修改后，前年在国内上映。看着白雪梅被拐卖后的遭遇，一个问题再度浮现心头：这类拐卖案件，往往囊括了强奸贩卖人口非法拘禁妨碍公务等等罪行，但那些旁观者，却只当它是“人家的家事”。一旦案件本身如家务事一般暧昧了起来，加害者也往往得不到惩处，能将被拐的人救出，已是万幸。

类似的暧昧态度经常可以见到。在报上看过一则新闻，一位外出打工者，在长途汽车站遭遇拉客，拉客人员在拉扯过程中，发现他身上带有大量现金，于是将他劫掠一空，并将他弃之荒野。这一事件已经具备抢劫的定罪标准，但因为事情发生在车站，发生在拉客过程中，不是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不是在僻街陋巷，事先也没经过预谋，于是，它被蒙上一层暧昧不清的色彩。报纸把它当做一件小纠纷，作为车站管理不善秩序混乱的一个事例，发表在市民新闻里，事后也没见到司法介入。

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在酒店包厢里。酒醉的食客对女服务员动手动脚，最后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但因为酒店声誉不佳，食客也是熟客，和女服务员也打过几次交道，终于不了了之。还有婚礼上对伴娘的性骚扰，亲戚朋友间的金钱欺诈等等，都被蒙上暧昧的色彩，渐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是有法律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对外科手术器具重点实验室的认识是一样的，我们相信它锃亮干净标准鲜明毋庸置疑，拿起法律武器来，往什么地方一套，立刻都黑白分明，妖魔鬼怪无以遁形。但很多时候，事情并非我们想的那样。因为，世界上的事，不都是那么锃亮干净的，有时暧昧，有时模糊不清，就连我们是不是准备拿法律去套去规范那些人和事，也都是有选择的。

不是法制不完善，也不是法律条文不够精细和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法律和信仰一样，或许都只是我们锃亮干净标准鲜明的一个寄托，只要相信它们在那里，就够了。也只有相信它们在那里，我们才能比较安心地继续生活下去。我们相信防火墙确实能够阻挡病毒，所以才敢用电脑上网；我们相信凶徒会有所忌惮，所以才敢走夜路；相信善恶有别各有报，才愿意抑恶扬善。必须得信，不相信也不行，不信，便没法继续生活。但它到底有没有那么锃亮和毋庸置疑呢？衙门旁边揽生意的讼棍，大话连篇的神棍，才是真正了解这点的人。他们根本不信，他们做的，就是寄托遭受重创的人的生意。相信的人，要向不相信的人求助。

就像《盲山》，在茫茫群山的注视下，任何铿锵的是与非，也不得不在那混沌而强大的力量下有所妥协。清晰的，也要变为含混，持有相信的人，最终也要容忍自己的相信变得暧昧。

公主胖了

胖也会传染，从现实里一直传染到银幕上，连一向有着约定俗成形象的公主最后也不能幸免。

《怪物史莱克》里的费奥娜公主和她的爱人变胖了，从第一集目不斜视地胖到第三集；《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的公主殿下也胖了，充满宫崎骏作品女主人公身上少有的喜感。

不但胖被正视，胖人在银幕中的境遇也得到极大改善。《怪物史莱克》中两位主人公不但胖，而且拒不奉行加诸于胖人的价值观，没有一点反思懊悔和不自在，既不呼天抢地，也不求医问药。金鱼公主的父亲尽管是魔法师，却从没打算把她变苗条一点胖人已经从被改造对象的名单里剔除了。《胖女孩》《丑女贝蒂》里主人公的胖，不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她们的生活，或许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她们的所向披靡，令她们爱情事业双丰收。而《发胶》在2007年获得翻拍，大概不只因为前作精彩，更因为主人公是做着星梦的胖女孩，正适合这个胖人当道的时代。

已经胖了，恐怕还要胖下去。《机器人瓦力》预言我们的未来，七百年后的地球人，全部是胖人，尽管那时的科技已经可以让地球人在巨大的空间站生活下去，却解决不了肥胖的问题。所有人都胖得无法行动，一旦从运输器上跌下来，连翻身都困难。

所依据的现实，当然是日益增长的肥胖率。不说欧美，单看我们，北京人胖了，上海人胖了，连孩子也越来越胖了。2008年5月底，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的结果：“7至22岁城市男生，2005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25和11.39，比2000年上升了1.4和2.7个百分点；7至22岁城市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分别上升了0.7和0.9个百分点，达到8.72和5.01。最严重的肥胖流行状况出现在北京，北京城区男女生的超重和肥胖率已经达到27和15.9，比多数西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还严重。”

肥胖既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胖人越来越多，银幕就必须给胖人留有一席之地。于是，公主胖了。或者，胖人也可以成为公主了。

也有人负隅顽抗，迪斯尼和皮克斯正在拍摄的《长发姑娘》里的世界，是一个有着邪恶女巫英勇的白马王子的传统童话世界，女主人公照旧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和秀美的脸庞，身材也照旧苗条。皮克斯一向是有几分邪劲的，竟然愿意抛弃他们对时代风尚的敏感度，制作这样一部复古的动画片，实在有点奇怪。所以我疑心，这次是迪斯尼倔脾气发作，硬要做主。

所以迪斯尼落伍了，但终归有一天，情势所迫下，他们也得学着识时务，标志之一，就是让银幕上的公主胖起来。胖白雪公主，胖灰姑娘，胖美人鱼，以免让胖起来的全人类忆起前尘，倍感心烦。

简?爱一定会美

某位女明星张扬她筹到资金拍《潘玉良》的事，得意之间，也不忘记表现她有多么为难。她的为难之处在于，潘玉良的“身世和美丑存在很大争议”。当然，身世也就罢了，扑朔迷离，反倒增加传奇性，重点是历史上的潘玉良非但不美，而且很丑。由巩俐和李嘉欣饰演，固然已经骇人听闻，即便由略具姿色的她来演，似乎也是对史实的极大不敬。

潘玉良相貌究竟如何？曾与潘玉良有过交往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指出，真实的潘玉良“狮子鼻厚嘴唇”“真的很丑，她走在香榭丽舍大街是有回头率的，不是因为漂亮，而是因为长得实在不怎么样。”

但不论潘玉良是美是丑，最后呈现于银幕的，铁定是个美女。这不只是电影作为商品的必须，更是男权社会的必须。男名人入了传记片，不需要更美，不论是巴顿将军卡波特雷?查尔斯魏尔伦，还是甘地或者王尔德，只要是有照片可查的人物，登得银幕，形似是第一要务。所以菲利普?塞默?霍夫曼戴上大黑框眼镜，细心地抿着头发，复活卡波特的猥琐；所以本?金斯利为扮演圣雄甘地，努力挨饿。各种传记片的幕后花絮里，津津乐道的都是男演员们怎样扮丑，怎样为了再现主人公的肚腩而暴饮暴食，甚至三个月没有去健身房。而拉塞尔?克劳演了纳什，张震演了吴清源，就引起了非议。影评人嫌拉塞尔?克劳紧身白T恤下的胸肌和肱二头肌过于发达，又嫌张震太俊美，背后的潜台词是，男人不需要美。美是取悦，是对性别权力的背叛，成功男人男性名人，就更不需要美，不论美丑，他们天然就该被接受。

女名人出现在传记片中，却务必要美。不管你是伊迪斯?皮雅芙简?奥斯汀西尔维娅?普拉斯，抑或慈禧太后女革命家潘玉良，抑或无盐氏，一旦出现在银幕上，都由一等一的美女担纲，女性向来担负着照亮银幕的天大责任。即便妮可?基德曼装上假鼻子在《时时刻刻》中扮演弗吉尼亚?伍尔芙，或者查理兹?塞隆丑化全身在《女魔头》中扮演沃诺斯，背后也有心理支撑她们本来是美女。还有《简?爱》，尽管不是真人传记，可简?爱的形象这样深入人心，也等于是传记了。但原作中的简是个其貌不扬的女子，电影中的历任简?爱却都是端庄大方的美女。当1996年版的《简?爱》当真选了相貌平平的甘斯布出演简?爱时，却激起了公愤，人们认为，甘斯布是历任简?爱中最丑的一个。女人在电影里，务必要美。电影呈现了一种性别剥削，这种剥削以美的形式实现。

所以我们对影像中的女人怀有一种信任：她们必须并且必然是美的。所以，女性名人只管负责出名，只管邋里邋遢，只管在画室里蓬头垢面，在实验室里为提炼镭元素口吐白沫，自有传记片会负责把你拍得美美的。

花将焉附？

一部电影若以1950年到2000年间中国工厂的女性为主人公，以她们的生涯折射大时代的生涯，哪些场景必不可少？

一个画面立刻浮现在我脑海：女工们挽着脸盆（搪瓷的，或者塑料的），从工厂的公共澡堂走出，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脑后。小碎花的衬衣紧紧贴在身上，她们互相打趣，说些玩笑话，甚或你推我一把，我搡你一下。她们中间的主角照例是最美丽的一个，就在这些话语和动作间凸显出来，镜头总是眷顾她，她较她们显得沉静，她也不任由湿头发散着，而是用一方小花手绢松松地扎住它。她们在她身上的动作，也总是收敛许多人，稍微美丽一点，就会平添许多震慑力。那些细碎的洗浴用具，静静地盛在她的脸盆里。

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成为入围第6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就是不知道，在翟永明和他合作的剧本里，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在这样一部以三代厂花为主角的电影里，有没有吕丽萍陈冲赵涛三位女星扮演的厂花，湿漉漉地垂着头发，从工厂澡堂中走出的场景？甚至三个段落的交替，也可以在澡堂门前完成：上一代厂花带着女儿进了澡堂，下一个镜头，成年后的下一代厂花从澡堂里走出来，已经成为女伴中的焦点。

这种场面着实滥俗，贾樟柯导演大概不屑于使用这样笨拙的桥段，但在当年的工厂里，澡票和饭票，每月一次，或者半月一次，由工会干事发放到工人手中，工资条上，还有“洗理费”和“报刊费”这样的项目。人，生在工厂，工厂就是他的一辈子，每个工人身后，都有一个工人之家，一代一代，格式不变，脉络清晰。就像《二十四城记》里的厂花一样，第一代来自东北或者上海，第二代就生在工厂里，念个技校或者中专，再回到工厂里工作。第三代或许就有了机会念大学，她们会设法走出去，再也不回来。实际上，1998年以后，她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在这样生生不息的转换中，女工走出澡堂的场面，每日可见，落日的余晖照在她们身上，工厂的广播里放着轻松的乐曲。那是一天当中最愉悦的时刻，也是工厂少年眼中，最初所体会到的至今仍感念的，女性最美好的时刻。

厂之不存，花将焉附？一个时代既已进入电影，这个时代就已终结。厂花们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一经定格，厂花们的时代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这个句号，往往不是一声喟叹，而是定向爆破的声音。

所以，我怎能不热爱贾樟柯？他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声音。多年后你若问我，这个时代是啥样？我会回答你：“轰隆隆。”什么是“轰隆隆”？这是我们的密语。

王彩玲们的使命

《立春》给女主人公王彩玲的身份设定是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给胡金泉的身份设定，是文化馆的舞蹈老师。这身份十分贴切，二十年前，文化馆和艺校的老师们，通常是一个小城里最先文艺起来的那部分人。

就像我们那个小城文化馆的“孟老师”，从前是个美女，但被家人弹压着，嫁给一个憨厚老实不甚殷实的工人。因为那年月，工人吃香；而且，厚道而又穷一点的男人，也比较能包容这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女人。我们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