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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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2
爱被启迪未必是福
法国人用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肉体学校》改编了一部电影,由那个专演神经质女人的伊莎贝拉?于佩尔主演。
剧中人叫多梅尼克,服装设计师,住大房子,穿好衣服,过上等生活,已经人到中年,欲望却没死。她偶然在不大名誉的地方结识了一个英俊性感的服务生,开始是金钱交易,渐渐成了半信半疑的交往,终于过渡成尔虞我诈的同居。他们是不平等的,在欲望的世界里,他比她富有,所以他以为是他在支配她,敢于不羁地说:“我经常会出去,我们是否能继续,取决于晚上我是不是回来。”但人的世界里,她比他富有,她知道怎么收拾他,她把他赶了出去。几年后再在街上遇见,他落魄潦倒,生了一个女儿拖在手里,穿着一身廉价的不合身的衣服。但糟糕的是,就像半路的瞎比天生的瞎更痛苦,他已经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更强烈的欲望更细腻的情感,却无力延续。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报复了。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
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她说不的时候
这条新闻非常彪悍:“台湾桃园县三十九岁王姓男子去年5月认识酒店李姓女服务生,以载她回家为借口,中途反锁车门企图性侵李女,遇李女顽抗近五小时,护卫贞操成功,王也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叫李女‘滚下车去’,桃园地方法院将追究刑责。”
后面的留言也非常彪悍:“这说明,如果你坚持不肯被别人强奸,别人是强奸不了你的。那些被强奸的,估计就是后来不反抗的了。”“所有的强奸,除了受害者被打懵,都是诬告。”
留下这种言论的人,该去看看《末路狂花》。电影中的路易丝和赛尔玛周末出去旅行,赛尔玛在小酒馆里和前来搭讪的陌生男人拥舞,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
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要想。”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波特曼唱《HappyBirthdayto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因梦工厂作品而笑的和看皮克斯作品而笑的,都不是一群人。在全场观众都没笑的时候先笑的,和0.01秒后才懂得笑的,也不是一路人。看似不过相差0.01秒,其智力生活阅历读书观影层次的差别,距离至少有0.01……光年。
更考验人的是在中国式大片里找到笑点,因为中式大片的初衷并非搞笑,其笑点需要培育和挖掘,其难度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在中式大片放映现场,能和你一起笑的人,真可以引为开辟鸿蒙天地苍茫间的第一个知己。
阉人的起义
常有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是熟人,有时候是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我很是得意,认为原因在于我温厚善良乐于倾听,并能保守秘密。而且,我兴奋地揣测,他们一定认为,以我的经历和修为,也一定能懂他们的秘密秘密也要讲给能够听懂的人。直到我看到电影《丑闻笔记》。
电影由朱迪?丹奇和凯特?布兰切特主演。女主人公之一,希芭,四十岁,在中学任教,和十五岁的男学生康纳利产生不伦之恋。她放心地把自己的故事包括每次亲热的细节,讲给她的朋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芭芭拉。后者不但仔细倾听,而且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最后还把这丑闻扩散了出去,令希芭身败名裂,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随后我找到卓伊?海勒的原著来读(《丑闻笔记》的小说曾在2003年入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决选名单),其中有一段,阐述芭芭拉对于“秘密的聆听者”这一身份的认识。她认为,一个人经常性地成为别人倾诉秘密的对象,其实是因为被当做无害的和无能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阉人”,缺乏作恶的能力,行动缺乏影响力。而芭芭拉之所以公开希芭的秘密,一部分出于她对希芭非同寻常的情谊,另一部分,大概就出于这种被当做“阉人”的恼怒吧。她务必要希芭瞧瞧她的厉害,要对方看清楚,她也并非是被生活彻底去了势的。
被人当做无害的,大概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无害常常是无能的同义词。《色,戒》中的王佳芝,大概就是这么恼了的,被同伴当做清白素净可以随意摆弄的小白兔,被放心地放置在秘密的最核心。她大概开始并不以为耻,渐渐才悟出这里面的一种恶毒。还有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故事,匪徒绑架了人质进行勒索,因为态度较为和蔼,有问有答,被机敏的人质当做了策反的对象,彻夜长谈,循循善诱,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在匪首的提醒下,他突然翻脸了,甚至成为最终撕票最积极的那个人。因为,人质的认定和选择,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分明在控诉他的不专业。在必须要作恶的时刻,被认为是较为善良的无害的或者危害较轻的,大概也是一种侮辱。钱钟书也曾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被当做忠厚老实人的,偶然也会厌倦这种认知上的惯性,务必要小小地破坏一下这惯性的节奏,于不期然之间刺人一下,算是“心理上的阉人”的一种起义。
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了我新结识的朋友的作为。从前他是街巷里的流氓,终于成了富豪,洗白了身家的同时,也洗白了脾性。但他照旧刻意地定期地做些坏事,间或召集人马露个面扬个威,随后又费劲地挨个为手下善后。因为,无害常被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必须要以作恶的方式,宣布一下自己的存在。
和你在一起
美国电影《客栈》里,出现了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他戴着墨镜,客串一个付费杀人者,前后露面不到一分钟,英语非常蹩脚。
三池崇史怎么会出现在伊莱?罗斯的电影里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伊莱?罗斯从小就立志拍电影,很小就开始拍摄短片,然后他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电影公司打零工。200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拍出了《尸骨无存》,由此得到昆汀?塔伦蒂诺的赏识,他构思出《客栈》的故事后,得到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支持,昆汀还热心地担任了制片人。《客栈》开拍后,因为伊莱?罗斯很喜欢三池崇史,而昆汀?塔伦蒂诺也和三池崇史惺惺相惜,于是他们在《客栈》里为三池设计了一个角色,三池也慨然出演,并从东京飞到布拉格,只为这露面不到一分钟的客串。昆汀?塔伦蒂诺为了感谢他,后来也在三池崇史的电影《寿喜烧西部片》里客串出演。
总之,有相同趣味的人,总会排除千难万险,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跨越年龄身份的鸿沟,最终比肩而立。
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她爸爸妈妈少年时的一段经历。1954年的冬天,他们生活在相隔几千里地的两个省,同时遇到了一场大雪,当时他们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同龄的同学们都借故不去上学,他们却都在雪地里跋涉了十几里地,去村子里的学校上课。雪下了十几天,他们却从没缺课。他们此后能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相爱并且相伴终生,大概就因为这种相近的品质,他们不是在成为夫妻之后才越来越相似的,而是因为早就有了相似的因子,才走到一起。这种相近的品质是一种神秘的印记,一种指引,即使他们没有考上同一所大学,恐怕也会在日后相逢。
所以,北野武会给贾樟柯的电影投资,彭浩翔电影中总有那几个人,签汤唯的经纪公司,就会进一步去把桂纶镁签下,不是因为神秘的缘分,而是他们有相近的才情和相似的因子。这才是最神秘的地方,这点神秘的因子,促使他们不断地学习鉴别抛弃人生的枝枝叶叶,剔除那些与自己不合拍的人和环境,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最后总能在一起,组成一个让自己感觉熨帖的小世界。就像湖泊里的天鹅,原本也不过是散居在各处的丑小鸭,因为自律,因为不断的锤炼,渐渐进到那个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让对方成为自己华美的环境。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被动的美德
有时候,人的善,或许只是一种被动的美德。人甘愿善良,或许不过是被命运胁迫的结果。
《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第七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英俊的男人,他们整个家族都患有多毛症,一旦彻底发病,就会长出浓密的毛发,变得貌似人猿。他的妹妹已经发病了,从此躲进一间密室,再也不敢面对世界,而他随时都在发病的边缘,随时有可能被这个自诩正常的世界摈弃在外。他知道自己的缺陷,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最好,努力做一个好哥哥好朋友好情人。但最后他还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杀死了,因为他和朋友的妹妹恋爱,几至谈婚论嫁。在他被害之后,他的恋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情人,“他因为有缺陷,在别的地方就力求完美”。
某个名人,在成名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你读过周黎明与娱乐圈有关的那些文章,应当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也让他的生活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旦有所泄露,就会使他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公司的员工说,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领导,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太好太好了”。他因为没能使自己的命运完美,就在对待别人的方式上力求完美,因为知道自己生活里布满地雷,就提前为自己忏悔,为自己埋设伏线争取原谅。
善,也许只是无力作恶的结果,是人性里尖锐的乖戾的部分和自信心一起横遭挫折的结果,是重创之后向着一切妥协,是被命运胁迫之后造就的软弱,是被恶侵害过之后,作为受害者,对作恶的回避。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善良的人,都是不那么顺利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体察,提示着过去和现在境遇的坎坷。正如周晓枫所说:“虽然认定善是人性中最值得称颂的品质,但我也习惯把它理解为无能为力的被动的美德。”
不过,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需要反省才能促成。比如濮存昕,接受访谈,说起自己为什么会热心公益事业,原因之一,是他在“文革”期间伤害过别人:“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打所谓的资本家。那老太太三天之后死掉了。现在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忘掉。当你成长起来以后,扪心自问,你在检讨自己过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事情冒出来了。”所以他决定现在“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好事情带给别人,因为你有问题”。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多,未必都出现善的转折,反而有人破罐破摔永远彪悍,因为他们并不反省。
反省促成了善,或者说,反省就是善的因子,甚至是善本身。所以,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还是有主动的因素。要懂得反省,才有转向善的希望。
偶然认识了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因其言语嚣张,很不受我们待见,但饭局中间,他突然停下筷子,面露忧色,提起当天那个在拆迁中被推出屋外的老太太,“不知道她摔坏了没有”还有救,还不是那么良知泯灭,我们愿意与他交往。
蚂蚁们的仪式
男子的姿容可以吸引人到什么地步?《晋书?卫玠传》里写卫玠:“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新时代的美男里,大概金城武可以与之媲美。美国《GQ》杂志曾请金城武当模特,到新宿拍外景,才只拍了一个镜头,周围便聚集了大批粉丝,或者围观,或者拍照,终于令交通堵塞。这也让没有充分预料金城武号召力的工作人员寒毛直立,生怕捅出什么漏子,赶紧转换拍摄场地。领教了厉害的《GQ》杂志在事后形容金城武的脸“被数十亿人认得”。
卫玠的时代,少有文化娱乐活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人们大概只有在互相看里得到一些甚至未经粗加工的愉悦。男子又以羸弱为美,那些担任了“被看”职责的男子更要把柔美发挥到极致,出个门异常慎重,把自己装扮得白衣飘飘好似神仙,知道自己就是要被人看并掀起文化生活的小高潮的,怎奈心有余力不足,稍微应付一下人群的围观议论和索要签名之类,回家就要对着白海棠吐血,“看杀”是迟早的事。金城武的体力不至于这样差,“看杀”对他,只表示程度的惊人。
但奇怪的是,明星不专门担任“被看”任务的时候,穿着寻常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小区里菜市场或者珠宝店里的时候,也并不见有人围观。即便是张柏芝,也可以和家人在街上散步购物;即便是林青霞,也可以在街头招手拦车。袁立也可以和爱侣携手在泥泞的菜市场买菜,几间常有明星出没的夜店,也还能照常营业。否则,以北京香港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明星密集程度,不说别的,单是城市交通恐怕都会因他们而崩溃了。
都只因为,“被看”也需要一些铺垫的。比如在典礼上聚光灯下,至少也要被数架照相机对着,并有闪光灯不断亮起,才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被看”是一项仪式感很强的事业,只有当担任“被看”任务的人被某一项仪式(例如典礼拍摄)关注了,关注才有可能被放大,才能获得聚集大量围观者的效果。
而被看的偶像也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一只蚂蚁,只要一些程序,就足以从许多蚂蚁中脱颖而出。这些程序包括:大幅照片(必不可少的催眠器具)声音形象的产品小道消息等等。在这些程序的簇拥下,一只蚂蚁也如同被放大镜照射,成为一只似乎很大的蚂蚁。每一只蚂蚁成为大蚂蚁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当作一个社会心理课题来探究。
总之,使一些人区别于另一些人,仪式和程序必不可少。卫玠乘羊车是一种小型的仪式,金城武被拍摄也是一种仪式,警车开道新闻发布会红地毯也都是类似的仪式。仪式让他们脱离了人海,而当他们脱离了仪式,立刻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职业美感
不论是在美式畅销书里,还是在美剧里,我都喜欢挑那些有行业背景的来看。小说里,有阿瑟?黑利的行业小说,电视剧里,有《犯罪现场》《六尺风云》《豪斯医生》《不要对我说谎》。最喜欢的,是《犯罪现场》系列,尤其是其中的《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
《犯罪现场》系列有三部,《犯罪现场:迈阿密》《犯罪现场:纽约》《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同样以犯罪鉴证科的工作为主线,他们综合各门学科,通过一滴血一枚指纹若干昆虫一点痕迹,将真凶揪出,几乎所向披靡。但“迈阿密”和“纽约”始终令我打不起精神,尽管他们的女演员更性感美丽,男演员更英俊健壮,音乐更时尚,剧情也更离奇。而“拉斯维加斯”系列中由格瑞森领导的调查小组,成员年龄普遍比另两部大上一截,以相貌评判,也只有凯瑟琳还勉强算是美女,但他们干练自信朴实敬业,极少谈感情,个人的生活烦恼被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里,只是专注于工作,为寻找细小的证据可以把现场的土壤全部细筛一遍,令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相貌如何身段怎样跟谁恋爱,音乐是不是好听。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职业美感。
专注于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得心应手的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么一种职业美感。我喜欢看朋友替我装电脑,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艰难地找驱动,像机器猫一样从随身的软件包里掏出一张光盘说:“咱们再试试这个。”甚至我们原来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我也喜欢她,去找她要一张桌子一间宿舍在车辆最紧张的时候调车,她总是手一挥,说:“我给你想办法。”最后总能想出办法。朋友也是这样,A称赞给她卖保险的业务经理西装得体衬衣散发出清香,B更是有惊人之举,她天天乘坐9路公共汽车,发现某辆车的司机不但人长得帅气,而且扶老携幼爱心爆棚,从此天天早起一个小时,去公车车站等着乘坐那辆9路车。
但,职业美感到底是什么?是源自工作本身的美感吗?是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吗?大概有一点,但更多是因为他们笃定,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逝去的武林》中说:“拜师傅,就是在自己动摇时,找个能给自己做主的人。”技能出色的人,之所以具有美感,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能够做主,为自己,也为别人。他们神情专注,他们轻松地做出承诺,他们使手下的事物任其摆布。于是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似乎已从蝇营狗苟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似乎总有办法令命运止步不前。大部分人更喜欢美国电影和美剧,就是因为美国人有这种为一切做得了主的热情,而欧洲人则多一点天赋的悲观。
由此我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比如《热天午后》里,人质对银行劫匪产生的那种感情,因为阿尔?帕西诺演的劫匪看起来太笃定了,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职业美感,似乎可以终身依赖。
终其一生,我们寻找的崇拜的,就是一个仿佛做得了主的人,不管是对电脑系统抽油烟机柳叶刀,还是命运。
人生的质感
《六尺风云》里有一集,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去姑妈家做客,却连夜逃走了。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是那种普通人里的感性天才,而姑妈和她的女儿是怎样的呢?她们貌似完美健康热情洋溢,却是平面人,一举一动恐怕都是按照《家庭成员健康相处指南》来进行的。她们在饭桌上互相赞美互相表示爱意,说到激动处,双手抱拳举在胸前,幸福得简直要昏死过去。同时,她们对克莱尔和妈妈的人生有很多建议,并热情地安排了第二天的活动一大早去骑单车。半夜,费雪夫人闯进克莱尔的卧室,急急忙忙地将她唤醒:“快走,再不走,就要去骑单车了!”两人连滚带爬,披星戴月地从这健康完美的一家人里逃走了。
太刻意的健康完美,往往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有质感。就像我的一群朋友,在本地组织了一个艺社,经常在周末举办些活动:白天聚会晚上观影;今天爬山明天打沙排;这一次包饺子,下一次鹊桥会;这一周开表演培训班,下一次办作家联谊会。每次活动,大家欢呼拥抱兴高采烈热泪盈眶,我不免犯嘀咕,普通人周末不要睡懒觉吗?不要去亲戚家转转吗?不打打麻将吗?不去商场血拼吗?最不济,也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连续剧,怎么会有这么些时间来参加活动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健康生活的第一要素是早起早睡,打麻将不利于身心健康,去商场冲动地买回来的,多半是没用的东西,根本不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可是,人生的乐趣,不就在这些小小的放纵小小的不健康里么?
所以,好几次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却终于在那种过分健康正常阳光明媚的气氛里,在那些高呼着“爱”“梦想”的桥段前败下阵来。听说后面还有到场人员上台表演和谈感受的项目,我和一同去的朋友因为被分在不同的小组里,说不上话,不得不在角落里互发着短信:“快走!再不走,就要‘骑单车’了!”我们也知道这不礼貌,还是低着头从后门跑出去外面商场在打折火锅店需要抢座位。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所以我喜欢《六尺风云》里的费雪一家,喜欢到心有戚戚的地步。因为,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刹时光芒
电影电视里的一种场面特别容易打动我,那就是主人公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里就有这样一幕,黄秋生拨着吉他,唱着《梭罗河》,也不知是唱给谁。那边有五个揉面的姑娘,吃吃地笑着,光洁的腿绞来绞去。
拍电影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秘诀:抱着乐器唱歌的人格外动人,弹琴唱歌的刹那特别令人难忘,要塑造内心丰富的正面人物,没有比弹着琴唱歌更好的方法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游击队员一直在弹着吉他唱歌,《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弹着吉他,坐在消防梯上唱了那首《月亮河》。我们中国内地自己的电影电视也不缺弹琴唱歌的场面,《路边吉他队》《吉他歌手》《吉他回旋曲》,还有《铁道游击队》和《冰山上的来客》尽管他们弹的不是吉他,但一样动人。还有《欢颜》,还有琼瑶电影和众多的七十年代爱情文艺片。要想让一个人笼罩上细细的光辉,没有比弹琴唱歌更好的办法。
现实生活中,有才艺的人格外容易打动人,然而,大部分才艺都没有弹吉他唱歌的效果来得直接。大学里有个同学,顽劣无比,和同宿舍的人总也相处不好,然而他懂得弹吉他,偶然弹着吉他,低低地唱一曲,听的人立刻原谅了他所有的作为,跟他说话也和颜悦色起来,而且这效果至少能够持续半个月。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触动人心,但至少要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刹那吧。弹琴唱歌的刹那,是竭尽全力强行让自己美好起来的刹那,仅仅是这种努力,也让人感动。
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吉他时刻”,例如我们单位年年都要组织的文艺会演。参加演出的都是同事,十几二十年在一层办公楼上办公,互相帮助互相温暖也互相使坏排挤打小报告。即便没有这些龃龉,就是天天四目相对地看下来也看烦了,何况跳的都是艳俗的舞,唱的都是烂大街的歌。在上台前,大家还为谁抢先穿走了较为合身的裙子而嘀咕着。然而,只要上了台,被灯光打着,裹着貌似华丽的衣服,被几百几千双眼睛盯着,任是最彪悍的人,也要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吧,要抬头挺胸地做英雄儿女状,要努力体会音乐的气氛,工作中的对头被托举到了三米高处,仍要聚精会神地把他接住。舞台是最能激发人光明面的地方,所有人在那时那刻,必须强行使自己美好起来。所以我一边觉得这种会演劳民伤财,在那种时刻却也感动了。
而这点美好,这点感动,这点努力,足够人和人和谐相处上三五个月。一个人身上刹时的光芒,那点细细的光辉,也足够润泽人性粗糙的表面,哪怕只有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
逼良为优
香港电影《戏王之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人过了三十,或多或少要有一些演技傍身才可以的。”
这话有来历。电影里的警局派警察充当卧底,却被识破,连命都丢了,还得到了黑帮头子“演技太差”的评语。于是警察中的文艺骨干分子陈文龙(詹瑞文扮演)被选拔出来,去演艺学校学习演技。进了演艺学校的陈文龙,对演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演技始终停留在警察局春节联欢晚会上说学逗唱的阶段,将“浮夸肤浅分神表面造作生硬虚假卖弄夸张”等等表演的毛病犯了个遍,更何况,新的任务让他徘徊在“自我”和“身份”消失的危机感中,他的内心还在不断追问“演还是不演”?终于怀揣着半生不熟的演技接受了新任务,果然被识破,差点儿丧命。终于他明白了,不演,就要死。
生活里到处都需要演技,有的时候,确实严重到“不演就死”的地步。朋友小胡所在的银行营业部,有人携款逃跑,小胡奉命协助警方追逃,深入“三不管”地区,与群匪斗酒。他必须摘掉眼镜,换了衣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奋斗”多年,一夜之间,生死相逼下,演技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大获全胜。犹如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死决斗前的夜晚,用一个时辰悟出了武功秘籍中最核心的秘密。
多数时候虽没有这样严重,但演技仍是生活必需的,而且不必等到三十岁后才学习和施展。从小学课堂上楚楚可怜的“忘记带作业本”到进入公司后的“路上堵车”,一次一次,我们都在磨炼自己的演技,最终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姐黄鹤去谈第一笔生意时不过二十出头,还在大学就读,她换上一身旗袍戴上黑框眼镜,与对方谈论育儿心得,最后出现在招标现场时,手臂上扎着吊针,旁边有个神情冷漠的护士持着吊瓶,这样嚣张怪异震人的气场下……她胜了;老兄宋毅为去夜总会解决自己弟弟惹下的麻烦,戴上了粉红色的眼镜,穿上闪亮的衣服,雇了体育系半个班的男生跟在身后,心头不断闪现吴镇宇和尼古拉斯?凯奇的经典角色……他也胜了。生活不一定逼良为娼,生活逼良为优。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就像叶弥成名作《成长如蜕》中的那个弟弟,一旦他放下心中青春的结和原来的执著,也成了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好手。因为他终于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不过,勇敢地展现了演技,却被识破,真是天大的耻辱。朋友H的生意和生活都出了大问题,他却牢牢记着刚进入商场时前辈的训导:“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每天歌照唱舞照跳车照跑,却有朋友看了出来,主动提供安慰,他非常生气,半是恼怒半是自嘲地道:“可以侮辱我,但不应当侮辱我的演技!”
要怪就怪这是圆舞
有一种电影,被我称作“圆舞电影”,就是专事表现小圈子里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的电影,例如澳大利亚电影《马缨丹》。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自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所有人之间都有点或明或暗的联系。A和B有婚外情,A的夫人C在D那里接受心理治疗,D搭上了E的车,E又是B的邻居,B怀疑E杀了D,向警方举报,来破案的是A。他们就像在跳一支圆舞,看似眼花缭乱,更换频繁,却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兜兜转转。世界在这里缩小到只有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那么大,所有的人物都憋着一股劲,怀着一点暧昧的野心,要把欲望的触须伸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总是徒劳,总是不得不和近旁的人发生一点关系。大家你挨我,我挤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脚尖碰着别人的脚后跟,舞伴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有一种关系,被我称作“圆舞关系”,就是那种身处庞大的世界,却只在有限人物间排列组合的关系。且不说陈冠希和他所牵涉到的明星,钻石大王和他身后的女明星们,即便我们心目中白衣飘飘的梁朝伟张曼玉,一样是这个圆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A在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是和B在一起,C参选亚姐是D在幕后支持,D还支持过E,E曾经是A的爱人,结果又被F把A夺走,F后来也没和A在一起,F现在的伴侣G曾经和E的前男友H是情敌,一起争过C的芳心。不是逻辑最清楚的人,绝对会被这个蜘蛛网搞混了。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所以,我随机打开一个博客,链接里至少会出现一个我的朋友。我在豆瓣上随机点开一个成员,他的友邻列表中总有我的熟人,我在MSN上聊到的一个远在巴黎的女孩子,有天忽然告诉我,她的室友,是我最好朋友的干爹的女儿。“六人法则”已然失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三个人。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一个谎言,常常等于十个谎言;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悉德尼?鲁迈特导演的电影《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中,财务出现危机的兄弟俩,打算抢劫父母的珠宝店。他们的计划如下:弟弟出面去雇个人来,在周末的下午,趁着珠宝店的店员独自在店里时,抢了营业款就走,保险公司自会负责赔偿父母的损失。但结果却没这么简单,那天,珠宝店的店员请假,他们的母亲亲自去看店,雇来的劫匪不认识她,开枪把她打伤,自己也被打死。兄弟俩开始善后,却发现泥团越搅越大,被雇佣者的女友,伙同她的哥哥敲诈他们,为筹得钱款,他们又得去抢劫墨西哥毒贩,父亲却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彼得?伯格导演的电影《宝贝好坏》里,男主人公在婚礼前,与四个死党去拉斯维加斯狂欢,并召了脱衣舞娘来房间跳舞,结果失手将舞娘推倒,致她死亡。正巧安检人员接到对他们房间音量的投诉前来检查,发现了尸体,他们又合力杀了安检人员,终于把两具尸体全都处理完,五个人之间却起了冲突,一个接一个被干掉,而婚礼却要如期举行……
科恩兄弟导演的《老无所依》中,牛仔在毒贩的火拼现场,捡到了两百万美金,本可安全脱身,他却多此一举,在夜间重返现场,结果与毒贩遭遇,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变多了:逃跑,把两百万美金藏好,把妻子和神经质的岳母转移,躲过警察的质询……
都是貌似简单的事,却因为一个小意外开始渐渐失控,但若没有这个意外呢?也未必能让事主全身而退,谎言和坏事都是精密的系统工程,导致它麻烦起来的,不是它本身计划的简单或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它的冒险性它对别人的伤害,使得它天然地比别的事物多几道工序。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一个谎成立的基础,是后续的十个谎都成立,一个谎不是单纯的一个谎,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十个无懈可击的谎。要编造谎言A,其程序应该是由A1……A10到A,而不是由A到A1……A10。坏事也一样,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一件坏事不至暴露的前提,是十件坏事都不会暴露。
所以连岳劝说一位想在十年间完成“1.钓到冤大头;2.让冤大头出钱供她去法国读书;3.再找到下一个冤大头;4.使财富增值;5.擦掉一路走来的痕迹;6.继续往上走。”等步骤的女孩子:“我们在揣摩自己的未来时,要首先记住这个常识,它适用于任何职业:无论是坐台还是坐班,不要尝试实现太过繁杂精密的计划,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
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
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蛇蝎美女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端的黑色电影里,常常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叫做“蛇蝎美女”。她们金发妖艳毒辣,诡计多端,坏男人都未必狠得下心的那些时刻,她们却扑了上去。
比如雷蒙?钱德勒编剧比利?怀尔德导演的那部《双重保险》,其中那位金发女郎,即是典型的“蛇蝎美女”。为了得到丈夫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她色诱保险业务员,设下毒计将丈夫在火车上谋害,那位保险业务员虽为她驱使,却也渐渐发现,她丈夫的前妻,也是她杀的。她还将继女的小男友勾搭上手,并行将一同远走高飞,可怜的保险男准备除掉她,她却先开了枪。
阴郁的四十年代过去了,“蛇蝎美女”这形象却留了下来,经过无数导演的发扬光大,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但创造一个“蛇蝎美女”,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众对她所知不多,她必须来历不明,生平欠奉,只负责美丽投毒勾引,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停在第四阶楼梯上。
一旦对她知道太多,她就会变得立体,甚至获得同情,“蛇蝎美女”这一称号就难得成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米雪演的那个红姨,其所作所为,就符合“蛇蝎美女”的特征。只是作为电视剧,它的篇幅,它的叙述方式,都不得不给她太多描述,我们于是看到了她的遇人不淑,她的深爱女儿,她的坏事做绝,却也难得快乐。我们原谅了她。
总是这样。那个背景复杂的公司力推的女明星,我们都讨厌她,可一旦知道了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妻弃女与年轻女人同居,开下等酒吧,用女儿的照片招揽顾客,我们顿时就理解了她。那个陷入不名誉纠纷的男明星,我们都嘲笑他,可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世,看到他博客上对家乡的热爱,我们顿时就明白了他。当一个人不属于彻底的黑,也不见容于自命的白,而是存身于一个灰色地带时,他是被同情,还是被鄙视,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知道多少。
知道了一个人童年的稚态,看过他咿呀学语时候的笨拙,旁观了他投身世道的艰难,参与了他不为人知的血与泪,似乎也就介入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易于理解,易于被原谅。不相干的人的疾病是污秽,亲人熟悉的人的疾病却永远不在传染期;远处的错失永远骇人听闻,身边人的恶行却值得惋惜,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原谅,知情即是牵连。
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知道自己,似乎这个世界知道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全然无视,似乎知道就是救赎,知道就是祈求大爱。犹如迷路的羔羊发出鸣叫,让牧人找到自己,或者一片水让另一片水知道自己,用汇合来免于干涸。
人海孤鸿
科内尔?怀尔德(Cornel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
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结识安德烈?巴赞,他能否成为后来的特吕弗呢?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之前,特吕弗就对电影满怀热爱,并试图创办电影俱乐部,但如果他没得到这个机遇呢?如果林青霞在她十八岁的某天没去西门町大街上逛街呢?我们都知道,她就是在那里被星探发现的;如果张家口市赤城县宁堡乡东栅子村的女孩魏敏芝在张艺谋为《一个都不能少》挑选演员的那天,没去上课,或者没有因为大声说话而引起注意呢?我们也知道,她后来出国去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读书,曾以流利的英语主持这个学校的合唱团音乐会。
我们不知道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西门町那天下雨,他们现在会怎样。但却知道,换个人,一样胜任他们所得到的机遇。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琼瑶未必当真
有朋友打算做服装生意,熟人在背后嘲笑她:“她从来不是穿衣服,她是被衣服穿了,怎么还做服装生意?”
当真有本事的人,都是不会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拿住的人上山打老虎而不会被老虎吃掉,演疯子而没有当真成了疯子,把别人拉去传销而自己只是做做讲师。例如琼瑶。前两年《又见一帘幽梦》热播,并且创下1.9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市场第一。”关于她的那些评论又来了,简直听得人耳朵起茧子,人们说她矫情肉麻自恋不现实热爱幻想,她让紫菱仅仅凭着漂亮得到一切,几乎算是不人道。
法国人用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肉体学校》改编了一部电影,由那个专演神经质女人的伊莎贝拉?于佩尔主演。
剧中人叫多梅尼克,服装设计师,住大房子,穿好衣服,过上等生活,已经人到中年,欲望却没死。她偶然在不大名誉的地方结识了一个英俊性感的服务生,开始是金钱交易,渐渐成了半信半疑的交往,终于过渡成尔虞我诈的同居。他们是不平等的,在欲望的世界里,他比她富有,所以他以为是他在支配她,敢于不羁地说:“我经常会出去,我们是否能继续,取决于晚上我是不是回来。”但人的世界里,她比他富有,她知道怎么收拾他,她把他赶了出去。几年后再在街上遇见,他落魄潦倒,生了一个女儿拖在手里,穿着一身廉价的不合身的衣服。但糟糕的是,就像半路的瞎比天生的瞎更痛苦,他已经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更强烈的欲望更细腻的情感,却无力延续。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报复了。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
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她说不的时候
这条新闻非常彪悍:“台湾桃园县三十九岁王姓男子去年5月认识酒店李姓女服务生,以载她回家为借口,中途反锁车门企图性侵李女,遇李女顽抗近五小时,护卫贞操成功,王也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叫李女‘滚下车去’,桃园地方法院将追究刑责。”
后面的留言也非常彪悍:“这说明,如果你坚持不肯被别人强奸,别人是强奸不了你的。那些被强奸的,估计就是后来不反抗的了。”“所有的强奸,除了受害者被打懵,都是诬告。”
留下这种言论的人,该去看看《末路狂花》。电影中的路易丝和赛尔玛周末出去旅行,赛尔玛在小酒馆里和前来搭讪的陌生男人拥舞,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
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要想。”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波特曼唱《HappyBirthdayto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因梦工厂作品而笑的和看皮克斯作品而笑的,都不是一群人。在全场观众都没笑的时候先笑的,和0.01秒后才懂得笑的,也不是一路人。看似不过相差0.01秒,其智力生活阅历读书观影层次的差别,距离至少有0.01……光年。
更考验人的是在中国式大片里找到笑点,因为中式大片的初衷并非搞笑,其笑点需要培育和挖掘,其难度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在中式大片放映现场,能和你一起笑的人,真可以引为开辟鸿蒙天地苍茫间的第一个知己。
阉人的起义
常有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是熟人,有时候是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我很是得意,认为原因在于我温厚善良乐于倾听,并能保守秘密。而且,我兴奋地揣测,他们一定认为,以我的经历和修为,也一定能懂他们的秘密秘密也要讲给能够听懂的人。直到我看到电影《丑闻笔记》。
电影由朱迪?丹奇和凯特?布兰切特主演。女主人公之一,希芭,四十岁,在中学任教,和十五岁的男学生康纳利产生不伦之恋。她放心地把自己的故事包括每次亲热的细节,讲给她的朋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芭芭拉。后者不但仔细倾听,而且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最后还把这丑闻扩散了出去,令希芭身败名裂,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随后我找到卓伊?海勒的原著来读(《丑闻笔记》的小说曾在2003年入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决选名单),其中有一段,阐述芭芭拉对于“秘密的聆听者”这一身份的认识。她认为,一个人经常性地成为别人倾诉秘密的对象,其实是因为被当做无害的和无能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阉人”,缺乏作恶的能力,行动缺乏影响力。而芭芭拉之所以公开希芭的秘密,一部分出于她对希芭非同寻常的情谊,另一部分,大概就出于这种被当做“阉人”的恼怒吧。她务必要希芭瞧瞧她的厉害,要对方看清楚,她也并非是被生活彻底去了势的。
被人当做无害的,大概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无害常常是无能的同义词。《色,戒》中的王佳芝,大概就是这么恼了的,被同伴当做清白素净可以随意摆弄的小白兔,被放心地放置在秘密的最核心。她大概开始并不以为耻,渐渐才悟出这里面的一种恶毒。还有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故事,匪徒绑架了人质进行勒索,因为态度较为和蔼,有问有答,被机敏的人质当做了策反的对象,彻夜长谈,循循善诱,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在匪首的提醒下,他突然翻脸了,甚至成为最终撕票最积极的那个人。因为,人质的认定和选择,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分明在控诉他的不专业。在必须要作恶的时刻,被认为是较为善良的无害的或者危害较轻的,大概也是一种侮辱。钱钟书也曾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被当做忠厚老实人的,偶然也会厌倦这种认知上的惯性,务必要小小地破坏一下这惯性的节奏,于不期然之间刺人一下,算是“心理上的阉人”的一种起义。
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了我新结识的朋友的作为。从前他是街巷里的流氓,终于成了富豪,洗白了身家的同时,也洗白了脾性。但他照旧刻意地定期地做些坏事,间或召集人马露个面扬个威,随后又费劲地挨个为手下善后。因为,无害常被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必须要以作恶的方式,宣布一下自己的存在。
和你在一起
美国电影《客栈》里,出现了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他戴着墨镜,客串一个付费杀人者,前后露面不到一分钟,英语非常蹩脚。
三池崇史怎么会出现在伊莱?罗斯的电影里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伊莱?罗斯从小就立志拍电影,很小就开始拍摄短片,然后他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电影公司打零工。200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拍出了《尸骨无存》,由此得到昆汀?塔伦蒂诺的赏识,他构思出《客栈》的故事后,得到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支持,昆汀还热心地担任了制片人。《客栈》开拍后,因为伊莱?罗斯很喜欢三池崇史,而昆汀?塔伦蒂诺也和三池崇史惺惺相惜,于是他们在《客栈》里为三池设计了一个角色,三池也慨然出演,并从东京飞到布拉格,只为这露面不到一分钟的客串。昆汀?塔伦蒂诺为了感谢他,后来也在三池崇史的电影《寿喜烧西部片》里客串出演。
总之,有相同趣味的人,总会排除千难万险,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跨越年龄身份的鸿沟,最终比肩而立。
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她爸爸妈妈少年时的一段经历。1954年的冬天,他们生活在相隔几千里地的两个省,同时遇到了一场大雪,当时他们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同龄的同学们都借故不去上学,他们却都在雪地里跋涉了十几里地,去村子里的学校上课。雪下了十几天,他们却从没缺课。他们此后能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相爱并且相伴终生,大概就因为这种相近的品质,他们不是在成为夫妻之后才越来越相似的,而是因为早就有了相似的因子,才走到一起。这种相近的品质是一种神秘的印记,一种指引,即使他们没有考上同一所大学,恐怕也会在日后相逢。
所以,北野武会给贾樟柯的电影投资,彭浩翔电影中总有那几个人,签汤唯的经纪公司,就会进一步去把桂纶镁签下,不是因为神秘的缘分,而是他们有相近的才情和相似的因子。这才是最神秘的地方,这点神秘的因子,促使他们不断地学习鉴别抛弃人生的枝枝叶叶,剔除那些与自己不合拍的人和环境,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最后总能在一起,组成一个让自己感觉熨帖的小世界。就像湖泊里的天鹅,原本也不过是散居在各处的丑小鸭,因为自律,因为不断的锤炼,渐渐进到那个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让对方成为自己华美的环境。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被动的美德
有时候,人的善,或许只是一种被动的美德。人甘愿善良,或许不过是被命运胁迫的结果。
《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第七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英俊的男人,他们整个家族都患有多毛症,一旦彻底发病,就会长出浓密的毛发,变得貌似人猿。他的妹妹已经发病了,从此躲进一间密室,再也不敢面对世界,而他随时都在发病的边缘,随时有可能被这个自诩正常的世界摈弃在外。他知道自己的缺陷,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最好,努力做一个好哥哥好朋友好情人。但最后他还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杀死了,因为他和朋友的妹妹恋爱,几至谈婚论嫁。在他被害之后,他的恋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情人,“他因为有缺陷,在别的地方就力求完美”。
某个名人,在成名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你读过周黎明与娱乐圈有关的那些文章,应当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也让他的生活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旦有所泄露,就会使他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公司的员工说,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领导,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太好太好了”。他因为没能使自己的命运完美,就在对待别人的方式上力求完美,因为知道自己生活里布满地雷,就提前为自己忏悔,为自己埋设伏线争取原谅。
善,也许只是无力作恶的结果,是人性里尖锐的乖戾的部分和自信心一起横遭挫折的结果,是重创之后向着一切妥协,是被命运胁迫之后造就的软弱,是被恶侵害过之后,作为受害者,对作恶的回避。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善良的人,都是不那么顺利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体察,提示着过去和现在境遇的坎坷。正如周晓枫所说:“虽然认定善是人性中最值得称颂的品质,但我也习惯把它理解为无能为力的被动的美德。”
不过,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需要反省才能促成。比如濮存昕,接受访谈,说起自己为什么会热心公益事业,原因之一,是他在“文革”期间伤害过别人:“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打所谓的资本家。那老太太三天之后死掉了。现在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忘掉。当你成长起来以后,扪心自问,你在检讨自己过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事情冒出来了。”所以他决定现在“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好事情带给别人,因为你有问题”。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多,未必都出现善的转折,反而有人破罐破摔永远彪悍,因为他们并不反省。
反省促成了善,或者说,反省就是善的因子,甚至是善本身。所以,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还是有主动的因素。要懂得反省,才有转向善的希望。
偶然认识了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因其言语嚣张,很不受我们待见,但饭局中间,他突然停下筷子,面露忧色,提起当天那个在拆迁中被推出屋外的老太太,“不知道她摔坏了没有”还有救,还不是那么良知泯灭,我们愿意与他交往。
蚂蚁们的仪式
男子的姿容可以吸引人到什么地步?《晋书?卫玠传》里写卫玠:“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新时代的美男里,大概金城武可以与之媲美。美国《GQ》杂志曾请金城武当模特,到新宿拍外景,才只拍了一个镜头,周围便聚集了大批粉丝,或者围观,或者拍照,终于令交通堵塞。这也让没有充分预料金城武号召力的工作人员寒毛直立,生怕捅出什么漏子,赶紧转换拍摄场地。领教了厉害的《GQ》杂志在事后形容金城武的脸“被数十亿人认得”。
卫玠的时代,少有文化娱乐活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人们大概只有在互相看里得到一些甚至未经粗加工的愉悦。男子又以羸弱为美,那些担任了“被看”职责的男子更要把柔美发挥到极致,出个门异常慎重,把自己装扮得白衣飘飘好似神仙,知道自己就是要被人看并掀起文化生活的小高潮的,怎奈心有余力不足,稍微应付一下人群的围观议论和索要签名之类,回家就要对着白海棠吐血,“看杀”是迟早的事。金城武的体力不至于这样差,“看杀”对他,只表示程度的惊人。
但奇怪的是,明星不专门担任“被看”任务的时候,穿着寻常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小区里菜市场或者珠宝店里的时候,也并不见有人围观。即便是张柏芝,也可以和家人在街上散步购物;即便是林青霞,也可以在街头招手拦车。袁立也可以和爱侣携手在泥泞的菜市场买菜,几间常有明星出没的夜店,也还能照常营业。否则,以北京香港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明星密集程度,不说别的,单是城市交通恐怕都会因他们而崩溃了。
都只因为,“被看”也需要一些铺垫的。比如在典礼上聚光灯下,至少也要被数架照相机对着,并有闪光灯不断亮起,才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被看”是一项仪式感很强的事业,只有当担任“被看”任务的人被某一项仪式(例如典礼拍摄)关注了,关注才有可能被放大,才能获得聚集大量围观者的效果。
而被看的偶像也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一只蚂蚁,只要一些程序,就足以从许多蚂蚁中脱颖而出。这些程序包括:大幅照片(必不可少的催眠器具)声音形象的产品小道消息等等。在这些程序的簇拥下,一只蚂蚁也如同被放大镜照射,成为一只似乎很大的蚂蚁。每一只蚂蚁成为大蚂蚁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当作一个社会心理课题来探究。
总之,使一些人区别于另一些人,仪式和程序必不可少。卫玠乘羊车是一种小型的仪式,金城武被拍摄也是一种仪式,警车开道新闻发布会红地毯也都是类似的仪式。仪式让他们脱离了人海,而当他们脱离了仪式,立刻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职业美感
不论是在美式畅销书里,还是在美剧里,我都喜欢挑那些有行业背景的来看。小说里,有阿瑟?黑利的行业小说,电视剧里,有《犯罪现场》《六尺风云》《豪斯医生》《不要对我说谎》。最喜欢的,是《犯罪现场》系列,尤其是其中的《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
《犯罪现场》系列有三部,《犯罪现场:迈阿密》《犯罪现场:纽约》《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同样以犯罪鉴证科的工作为主线,他们综合各门学科,通过一滴血一枚指纹若干昆虫一点痕迹,将真凶揪出,几乎所向披靡。但“迈阿密”和“纽约”始终令我打不起精神,尽管他们的女演员更性感美丽,男演员更英俊健壮,音乐更时尚,剧情也更离奇。而“拉斯维加斯”系列中由格瑞森领导的调查小组,成员年龄普遍比另两部大上一截,以相貌评判,也只有凯瑟琳还勉强算是美女,但他们干练自信朴实敬业,极少谈感情,个人的生活烦恼被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里,只是专注于工作,为寻找细小的证据可以把现场的土壤全部细筛一遍,令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相貌如何身段怎样跟谁恋爱,音乐是不是好听。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职业美感。
专注于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得心应手的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么一种职业美感。我喜欢看朋友替我装电脑,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艰难地找驱动,像机器猫一样从随身的软件包里掏出一张光盘说:“咱们再试试这个。”甚至我们原来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我也喜欢她,去找她要一张桌子一间宿舍在车辆最紧张的时候调车,她总是手一挥,说:“我给你想办法。”最后总能想出办法。朋友也是这样,A称赞给她卖保险的业务经理西装得体衬衣散发出清香,B更是有惊人之举,她天天乘坐9路公共汽车,发现某辆车的司机不但人长得帅气,而且扶老携幼爱心爆棚,从此天天早起一个小时,去公车车站等着乘坐那辆9路车。
但,职业美感到底是什么?是源自工作本身的美感吗?是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吗?大概有一点,但更多是因为他们笃定,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逝去的武林》中说:“拜师傅,就是在自己动摇时,找个能给自己做主的人。”技能出色的人,之所以具有美感,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能够做主,为自己,也为别人。他们神情专注,他们轻松地做出承诺,他们使手下的事物任其摆布。于是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似乎已从蝇营狗苟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似乎总有办法令命运止步不前。大部分人更喜欢美国电影和美剧,就是因为美国人有这种为一切做得了主的热情,而欧洲人则多一点天赋的悲观。
由此我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比如《热天午后》里,人质对银行劫匪产生的那种感情,因为阿尔?帕西诺演的劫匪看起来太笃定了,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职业美感,似乎可以终身依赖。
终其一生,我们寻找的崇拜的,就是一个仿佛做得了主的人,不管是对电脑系统抽油烟机柳叶刀,还是命运。
人生的质感
《六尺风云》里有一集,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去姑妈家做客,却连夜逃走了。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是那种普通人里的感性天才,而姑妈和她的女儿是怎样的呢?她们貌似完美健康热情洋溢,却是平面人,一举一动恐怕都是按照《家庭成员健康相处指南》来进行的。她们在饭桌上互相赞美互相表示爱意,说到激动处,双手抱拳举在胸前,幸福得简直要昏死过去。同时,她们对克莱尔和妈妈的人生有很多建议,并热情地安排了第二天的活动一大早去骑单车。半夜,费雪夫人闯进克莱尔的卧室,急急忙忙地将她唤醒:“快走,再不走,就要去骑单车了!”两人连滚带爬,披星戴月地从这健康完美的一家人里逃走了。
太刻意的健康完美,往往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有质感。就像我的一群朋友,在本地组织了一个艺社,经常在周末举办些活动:白天聚会晚上观影;今天爬山明天打沙排;这一次包饺子,下一次鹊桥会;这一周开表演培训班,下一次办作家联谊会。每次活动,大家欢呼拥抱兴高采烈热泪盈眶,我不免犯嘀咕,普通人周末不要睡懒觉吗?不要去亲戚家转转吗?不打打麻将吗?不去商场血拼吗?最不济,也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连续剧,怎么会有这么些时间来参加活动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健康生活的第一要素是早起早睡,打麻将不利于身心健康,去商场冲动地买回来的,多半是没用的东西,根本不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可是,人生的乐趣,不就在这些小小的放纵小小的不健康里么?
所以,好几次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却终于在那种过分健康正常阳光明媚的气氛里,在那些高呼着“爱”“梦想”的桥段前败下阵来。听说后面还有到场人员上台表演和谈感受的项目,我和一同去的朋友因为被分在不同的小组里,说不上话,不得不在角落里互发着短信:“快走!再不走,就要‘骑单车’了!”我们也知道这不礼貌,还是低着头从后门跑出去外面商场在打折火锅店需要抢座位。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所以我喜欢《六尺风云》里的费雪一家,喜欢到心有戚戚的地步。因为,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刹时光芒
电影电视里的一种场面特别容易打动我,那就是主人公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里就有这样一幕,黄秋生拨着吉他,唱着《梭罗河》,也不知是唱给谁。那边有五个揉面的姑娘,吃吃地笑着,光洁的腿绞来绞去。
拍电影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秘诀:抱着乐器唱歌的人格外动人,弹琴唱歌的刹那特别令人难忘,要塑造内心丰富的正面人物,没有比弹着琴唱歌更好的方法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游击队员一直在弹着吉他唱歌,《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弹着吉他,坐在消防梯上唱了那首《月亮河》。我们中国内地自己的电影电视也不缺弹琴唱歌的场面,《路边吉他队》《吉他歌手》《吉他回旋曲》,还有《铁道游击队》和《冰山上的来客》尽管他们弹的不是吉他,但一样动人。还有《欢颜》,还有琼瑶电影和众多的七十年代爱情文艺片。要想让一个人笼罩上细细的光辉,没有比弹琴唱歌更好的办法。
现实生活中,有才艺的人格外容易打动人,然而,大部分才艺都没有弹吉他唱歌的效果来得直接。大学里有个同学,顽劣无比,和同宿舍的人总也相处不好,然而他懂得弹吉他,偶然弹着吉他,低低地唱一曲,听的人立刻原谅了他所有的作为,跟他说话也和颜悦色起来,而且这效果至少能够持续半个月。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触动人心,但至少要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刹那吧。弹琴唱歌的刹那,是竭尽全力强行让自己美好起来的刹那,仅仅是这种努力,也让人感动。
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吉他时刻”,例如我们单位年年都要组织的文艺会演。参加演出的都是同事,十几二十年在一层办公楼上办公,互相帮助互相温暖也互相使坏排挤打小报告。即便没有这些龃龉,就是天天四目相对地看下来也看烦了,何况跳的都是艳俗的舞,唱的都是烂大街的歌。在上台前,大家还为谁抢先穿走了较为合身的裙子而嘀咕着。然而,只要上了台,被灯光打着,裹着貌似华丽的衣服,被几百几千双眼睛盯着,任是最彪悍的人,也要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吧,要抬头挺胸地做英雄儿女状,要努力体会音乐的气氛,工作中的对头被托举到了三米高处,仍要聚精会神地把他接住。舞台是最能激发人光明面的地方,所有人在那时那刻,必须强行使自己美好起来。所以我一边觉得这种会演劳民伤财,在那种时刻却也感动了。
而这点美好,这点感动,这点努力,足够人和人和谐相处上三五个月。一个人身上刹时的光芒,那点细细的光辉,也足够润泽人性粗糙的表面,哪怕只有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
逼良为优
香港电影《戏王之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人过了三十,或多或少要有一些演技傍身才可以的。”
这话有来历。电影里的警局派警察充当卧底,却被识破,连命都丢了,还得到了黑帮头子“演技太差”的评语。于是警察中的文艺骨干分子陈文龙(詹瑞文扮演)被选拔出来,去演艺学校学习演技。进了演艺学校的陈文龙,对演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演技始终停留在警察局春节联欢晚会上说学逗唱的阶段,将“浮夸肤浅分神表面造作生硬虚假卖弄夸张”等等表演的毛病犯了个遍,更何况,新的任务让他徘徊在“自我”和“身份”消失的危机感中,他的内心还在不断追问“演还是不演”?终于怀揣着半生不熟的演技接受了新任务,果然被识破,差点儿丧命。终于他明白了,不演,就要死。
生活里到处都需要演技,有的时候,确实严重到“不演就死”的地步。朋友小胡所在的银行营业部,有人携款逃跑,小胡奉命协助警方追逃,深入“三不管”地区,与群匪斗酒。他必须摘掉眼镜,换了衣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奋斗”多年,一夜之间,生死相逼下,演技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大获全胜。犹如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死决斗前的夜晚,用一个时辰悟出了武功秘籍中最核心的秘密。
多数时候虽没有这样严重,但演技仍是生活必需的,而且不必等到三十岁后才学习和施展。从小学课堂上楚楚可怜的“忘记带作业本”到进入公司后的“路上堵车”,一次一次,我们都在磨炼自己的演技,最终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姐黄鹤去谈第一笔生意时不过二十出头,还在大学就读,她换上一身旗袍戴上黑框眼镜,与对方谈论育儿心得,最后出现在招标现场时,手臂上扎着吊针,旁边有个神情冷漠的护士持着吊瓶,这样嚣张怪异震人的气场下……她胜了;老兄宋毅为去夜总会解决自己弟弟惹下的麻烦,戴上了粉红色的眼镜,穿上闪亮的衣服,雇了体育系半个班的男生跟在身后,心头不断闪现吴镇宇和尼古拉斯?凯奇的经典角色……他也胜了。生活不一定逼良为娼,生活逼良为优。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就像叶弥成名作《成长如蜕》中的那个弟弟,一旦他放下心中青春的结和原来的执著,也成了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好手。因为他终于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不过,勇敢地展现了演技,却被识破,真是天大的耻辱。朋友H的生意和生活都出了大问题,他却牢牢记着刚进入商场时前辈的训导:“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每天歌照唱舞照跳车照跑,却有朋友看了出来,主动提供安慰,他非常生气,半是恼怒半是自嘲地道:“可以侮辱我,但不应当侮辱我的演技!”
要怪就怪这是圆舞
有一种电影,被我称作“圆舞电影”,就是专事表现小圈子里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的电影,例如澳大利亚电影《马缨丹》。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自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所有人之间都有点或明或暗的联系。A和B有婚外情,A的夫人C在D那里接受心理治疗,D搭上了E的车,E又是B的邻居,B怀疑E杀了D,向警方举报,来破案的是A。他们就像在跳一支圆舞,看似眼花缭乱,更换频繁,却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兜兜转转。世界在这里缩小到只有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那么大,所有的人物都憋着一股劲,怀着一点暧昧的野心,要把欲望的触须伸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总是徒劳,总是不得不和近旁的人发生一点关系。大家你挨我,我挤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脚尖碰着别人的脚后跟,舞伴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有一种关系,被我称作“圆舞关系”,就是那种身处庞大的世界,却只在有限人物间排列组合的关系。且不说陈冠希和他所牵涉到的明星,钻石大王和他身后的女明星们,即便我们心目中白衣飘飘的梁朝伟张曼玉,一样是这个圆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A在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是和B在一起,C参选亚姐是D在幕后支持,D还支持过E,E曾经是A的爱人,结果又被F把A夺走,F后来也没和A在一起,F现在的伴侣G曾经和E的前男友H是情敌,一起争过C的芳心。不是逻辑最清楚的人,绝对会被这个蜘蛛网搞混了。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所以,我随机打开一个博客,链接里至少会出现一个我的朋友。我在豆瓣上随机点开一个成员,他的友邻列表中总有我的熟人,我在MSN上聊到的一个远在巴黎的女孩子,有天忽然告诉我,她的室友,是我最好朋友的干爹的女儿。“六人法则”已然失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三个人。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一个谎言,常常等于十个谎言;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悉德尼?鲁迈特导演的电影《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中,财务出现危机的兄弟俩,打算抢劫父母的珠宝店。他们的计划如下:弟弟出面去雇个人来,在周末的下午,趁着珠宝店的店员独自在店里时,抢了营业款就走,保险公司自会负责赔偿父母的损失。但结果却没这么简单,那天,珠宝店的店员请假,他们的母亲亲自去看店,雇来的劫匪不认识她,开枪把她打伤,自己也被打死。兄弟俩开始善后,却发现泥团越搅越大,被雇佣者的女友,伙同她的哥哥敲诈他们,为筹得钱款,他们又得去抢劫墨西哥毒贩,父亲却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彼得?伯格导演的电影《宝贝好坏》里,男主人公在婚礼前,与四个死党去拉斯维加斯狂欢,并召了脱衣舞娘来房间跳舞,结果失手将舞娘推倒,致她死亡。正巧安检人员接到对他们房间音量的投诉前来检查,发现了尸体,他们又合力杀了安检人员,终于把两具尸体全都处理完,五个人之间却起了冲突,一个接一个被干掉,而婚礼却要如期举行……
科恩兄弟导演的《老无所依》中,牛仔在毒贩的火拼现场,捡到了两百万美金,本可安全脱身,他却多此一举,在夜间重返现场,结果与毒贩遭遇,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变多了:逃跑,把两百万美金藏好,把妻子和神经质的岳母转移,躲过警察的质询……
都是貌似简单的事,却因为一个小意外开始渐渐失控,但若没有这个意外呢?也未必能让事主全身而退,谎言和坏事都是精密的系统工程,导致它麻烦起来的,不是它本身计划的简单或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它的冒险性它对别人的伤害,使得它天然地比别的事物多几道工序。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一个谎成立的基础,是后续的十个谎都成立,一个谎不是单纯的一个谎,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十个无懈可击的谎。要编造谎言A,其程序应该是由A1……A10到A,而不是由A到A1……A10。坏事也一样,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一件坏事不至暴露的前提,是十件坏事都不会暴露。
所以连岳劝说一位想在十年间完成“1.钓到冤大头;2.让冤大头出钱供她去法国读书;3.再找到下一个冤大头;4.使财富增值;5.擦掉一路走来的痕迹;6.继续往上走。”等步骤的女孩子:“我们在揣摩自己的未来时,要首先记住这个常识,它适用于任何职业:无论是坐台还是坐班,不要尝试实现太过繁杂精密的计划,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
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
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蛇蝎美女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端的黑色电影里,常常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叫做“蛇蝎美女”。她们金发妖艳毒辣,诡计多端,坏男人都未必狠得下心的那些时刻,她们却扑了上去。
比如雷蒙?钱德勒编剧比利?怀尔德导演的那部《双重保险》,其中那位金发女郎,即是典型的“蛇蝎美女”。为了得到丈夫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她色诱保险业务员,设下毒计将丈夫在火车上谋害,那位保险业务员虽为她驱使,却也渐渐发现,她丈夫的前妻,也是她杀的。她还将继女的小男友勾搭上手,并行将一同远走高飞,可怜的保险男准备除掉她,她却先开了枪。
阴郁的四十年代过去了,“蛇蝎美女”这形象却留了下来,经过无数导演的发扬光大,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但创造一个“蛇蝎美女”,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众对她所知不多,她必须来历不明,生平欠奉,只负责美丽投毒勾引,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停在第四阶楼梯上。
一旦对她知道太多,她就会变得立体,甚至获得同情,“蛇蝎美女”这一称号就难得成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米雪演的那个红姨,其所作所为,就符合“蛇蝎美女”的特征。只是作为电视剧,它的篇幅,它的叙述方式,都不得不给她太多描述,我们于是看到了她的遇人不淑,她的深爱女儿,她的坏事做绝,却也难得快乐。我们原谅了她。
总是这样。那个背景复杂的公司力推的女明星,我们都讨厌她,可一旦知道了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妻弃女与年轻女人同居,开下等酒吧,用女儿的照片招揽顾客,我们顿时就理解了她。那个陷入不名誉纠纷的男明星,我们都嘲笑他,可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世,看到他博客上对家乡的热爱,我们顿时就明白了他。当一个人不属于彻底的黑,也不见容于自命的白,而是存身于一个灰色地带时,他是被同情,还是被鄙视,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知道多少。
知道了一个人童年的稚态,看过他咿呀学语时候的笨拙,旁观了他投身世道的艰难,参与了他不为人知的血与泪,似乎也就介入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易于理解,易于被原谅。不相干的人的疾病是污秽,亲人熟悉的人的疾病却永远不在传染期;远处的错失永远骇人听闻,身边人的恶行却值得惋惜,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原谅,知情即是牵连。
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知道自己,似乎这个世界知道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全然无视,似乎知道就是救赎,知道就是祈求大爱。犹如迷路的羔羊发出鸣叫,让牧人找到自己,或者一片水让另一片水知道自己,用汇合来免于干涸。
人海孤鸿
科内尔?怀尔德(Cornel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
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结识安德烈?巴赞,他能否成为后来的特吕弗呢?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之前,特吕弗就对电影满怀热爱,并试图创办电影俱乐部,但如果他没得到这个机遇呢?如果林青霞在她十八岁的某天没去西门町大街上逛街呢?我们都知道,她就是在那里被星探发现的;如果张家口市赤城县宁堡乡东栅子村的女孩魏敏芝在张艺谋为《一个都不能少》挑选演员的那天,没去上课,或者没有因为大声说话而引起注意呢?我们也知道,她后来出国去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读书,曾以流利的英语主持这个学校的合唱团音乐会。
我们不知道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西门町那天下雨,他们现在会怎样。但却知道,换个人,一样胜任他们所得到的机遇。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琼瑶未必当真
有朋友打算做服装生意,熟人在背后嘲笑她:“她从来不是穿衣服,她是被衣服穿了,怎么还做服装生意?”
当真有本事的人,都是不会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拿住的人上山打老虎而不会被老虎吃掉,演疯子而没有当真成了疯子,把别人拉去传销而自己只是做做讲师。例如琼瑶。前两年《又见一帘幽梦》热播,并且创下1.9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市场第一。”关于她的那些评论又来了,简直听得人耳朵起茧子,人们说她矫情肉麻自恋不现实热爱幻想,她让紫菱仅仅凭着漂亮得到一切,几乎算是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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